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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从晚明开始，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合作开展翻译实践，引进了经世致用的科技知识；到了晚清时期，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译者的救国意识愈加强烈，翻译的内容日益增多，不仅译介了西洋的兵船火器以及自然科学知识，还注重对国民国家意识的培养；民国时期，受到科学思想的影响，科技翻译实践日渐活跃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翻译实践迎来了新机遇，翻译活动朝着制度化发展。前赴后继的翻译实践，逐步构建起自身的话语体系，实现了从“翻译救国”到“翻译强国”的发展。

从“翻译救国” 到“翻译强国”：翻译与国家关系的话语演变

■ 本文作者：张必胜（贵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 内容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

翻译的出现历史悠久，在人类出现语言分化、不同族群产生交流需求时，翻译便相伴相随，并且持续着为人类服务。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创造。”历史创造存在客观条件性，受制于既定的社会条件，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是前人开展实践活动的结果，也是后续历史发展的起点。虽然历史创造受诸多条件制约，但是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人们在既定条件下通过实践活动改造世界，这种改造既是对既有条件的利用，又是对条件的超越。对翻译而言，翻译充分发挥着人的主体性，展现出人对既有知识的改造。

翻译在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季羡林曾言：“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晚明的科技翻译开启了西方科技知识在我国系统传播的序幕，也为清初的科技翻译奠定了基础。晚清的科技翻译借鉴了晚明以来的科技翻译的理论和成果，并实现了新科技知识体系的形成。当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翻译在各个方面都处于不断丰富与演变之中。这些变化既表明翻译随着人类的交流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也体现出翻译本身的历史性。翻译与国家关系的话语演变亦不容忽视，它对于国家翻译实践、话语权建构起着重要作用。翻译不仅是两种知识的转换，而且涉及到知识创新，可以说翻译实践是国家发展重要推手之一。

就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来看，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中国成立后“站起来”，从“站起来”到改革开放的“富起来”，从“富起来”到新时代的“强起来”，与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密切相连，翻译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从“翻译救国”到“翻译强国”的转向。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和译者个人都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既促进了翻译研究的深化，也为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主要以晚明以降的翻译史为考察对象，聚焦科技翻译领域，分析翻译与国家关系的话语演变，探究不同时代背景下翻译实践的演变以及翻译思想的变迁，为翻译事业的发展提供启示与借鉴。

一、 晚明时期：

士大夫主导的科技翻译实践

从明初到明中后期的200多年中，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尤其在江南地区，粮食作物品种增多，经济作物普遍种植，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家庭手工业和集市贸易的发展。但是，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和统治者的昏庸无道使得社会传统文化走向衰落。明朝初期曾推行海禁政策，但中后期逐渐放宽对海外交流的限制。在此背景下，西方传教士为进入中国，采取“文化适应”策略——通过尊重当地的文化、认同当地文化和人民的价值逐渐获得士大夫阶层的认同。大量外国传教士涌入中国，为中国瞭望世界打开了一扇窗口，尤其是为以徐光启(1562-1633)为代表的中国学人译介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及异域文化等提供了契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学者主张探寻经世致用之学，尤其以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着力点，开展会通中西的科技翻译实践。晚明的科技翻译实践具有国家翻译实践的特性，以士大夫与传教士的合作为主，部分成果(如天文历法修订)得到朝廷的支持，因此是从国家层面进行的翻译实践，其翻译更多的是涉及数学、天文历法以及机械工程等方面的知识。

以徐光启为代表的翻译实践，是晚明国家翻译实践的具体表现。徐光启的三步曲思想，也是来源于他对西方科学的认识和理解。在与利玛窦交谈的过程中，徐光启认识到数学作为“众用之基”的重要地位，有了数学的基本理论作基础，别的科学研究都会触类旁通，因此，他主张先翻译西方的一本基础性的数学著作，《几何原本》便应运而生。在徐光启开始译《几何原本》的前三年，徐光启跟随利玛窦学习了相关的算学知识，为该著作的翻译奠定了基础。《泰西水法》是徐光启和传教士熊三拔合作翻译的一部关于水利知识的著作。徐光启早年的生活经历恰是他翻译《泰西水法》的强大动力。首先是受到其父亲的影响。徐光启出生之时家庭经济较为拮据，父亲务农为生，而且时常在耕作之余向老农请教农业生产知识，徐光启时常与父亲一同前去请教。正是在耳濡目染之下，徐光启对农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20岁左右，徐光启就关注农田水利的兴修，他深刻地认识到落后的水车工具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的发展，这也为他后来翻译西方水利著作作了铺垫。其次是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在守孝期间的务农实践中，他深入观察农业生产的困境，这为其日后结合西方科技改进农业埋下伏笔。而对西方科技的系统认知，始于他与利玛窦等传教士的交往。此外，天灾人祸的影响让他更加认识到改进技术对于发展农业的重要性。晚明时期，内忧外患都对朝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而徐光启的生活的年代正是明代末期的动乱年代，虽倭寇之患已减，但后金入侵使得生产生活遭受极大的破坏，自然灾害频繁更是雪上加霜。洪水泛滥、数月不退，台风接踵而至，紧接着便是粮食减产、百姓在饥饿中挣扎，这些艰难的生活遭遇培养了徐光启的忧患意识和经世致用的观念，最终成为徐光启翻译西书、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重要动力。最后，传教士的到来提供了发展的契机。16世纪初至17世纪末，大量外国传教士以传教为目的涌入中国，为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中国学人接触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了解异域文化提供了契机。徐光启也是当时最早和传教士合作的中国士大夫之一。徐光启与传教士的结交是巧合也是缘分，而日后他和利玛窦的相识最终成为晚明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光辉灿烂的一笔。起初，徐光启教书以补贴家用，偶然结识了传教士郭居静，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西方文明。从这一次接触开始，他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兴趣，后来在去南京拜访恩师焦竑时结识了利玛窦，进一步加深了他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徐光启从利玛窦绘制的《山海舆地图》中开启了睁眼看世界之路。在翰林院之时时常与利玛窦讨论学问，加深了他对自然科学的理解，在与传教士合作翻译西方书籍的过程中将西方先进科技传入中国，从天文、历法、数学、火器，到西方逻辑学。

利玛窦曾向徐光启提及过西方的水利器械，同时，徐光启在早年便得知水利建设问题重要性，这些都激发了他翻译西方水利著作的斗志。耶稣会带来一批书籍，士大夫对书籍中描述的水器十分感兴趣，最为积极的莫过于徐光启和曹于汴。曹于汴还付诸实践，请木匠制作水器。意识到徐光启对水利的兴趣，曹于汴提议徐光启撰写关于水器制作的书，此即《泰西水法》之由来。泰西旧泛指西方国家，一般指欧美各国，水法是指水利之法，所以《泰西水法》主要是介绍西方的水利，包括水利器具及水库工程等。徐光启所作《泰西水法序》中言到：“有所闻水法一事，象数之流也，可以言传器写，倘得布在将作，即富国足民，或且岁月见效。”徐光启曾关注这件事情二十多年，后来终于劝服熊三拔与之合译，因而，《泰西水法》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开始翻译，主要向中国介绍西方先进的水利技术，后来被编入《农政全书》中。翻译所采取的策略是“泰西熊三拔撰说，吴淞徐光启笔记，武林李之藻订正”。《泰西水法》共6卷：第1卷讲述了龙尾车的制作和使用过程，用途是提取江河之水；第2卷是关于玉衡车、恒生车的制作和使用过程，主要用于提取井泉之水；第3卷陈述了关于水库的内容，用来储存雨雪之水；第4卷的内容是水法的附录，记载了寻找泉水、开凿水井的方法，附有与水相关的治病知识；第5卷讲述水的知识，包括水质、水理；第6卷的内容为图集，绘出了有关器具的图式。西方水利器械因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在晚明具有较强实用性。旱时通过汲水浇灌农田、涝时可用它们抽出田间多余的水，从而满足农作物对水资源的需求，更好地服务农业。徐光启所作的贡献不仅仅是将文字直接转换成中文，更重要的是他还请工匠将水利器械制成成品，结合实物在不同地方的农田中试验。

受限于上海人多地少，徐光启只能做小规模的试验。为了得到更确切的结果，徐光启只能转战天津，一方面是天津荒田多，地价便宜，另一方面是离北京近，遇到技术上的问题联系熊三拔等传教士较为方便。上海与天津的试验均取得成功，这让他确信部分西方科技在中国的适用性，确信自己所翻译的内容能真切地帮助到广大农民。尽管西方科技具有理论优势，但徐光启对不适合中国实际的器械并不盲目推崇，而是会果断舍弃。一个重要的例子便是龙尾车未被广泛应用。水旱灾害频繁，传统龙骨车提水效能欠佳制约农业的发展，这使得徐光启将研究方向投向抗旱排涝的器械，西方的龙尾车不仅排水量大、提水效能也很强，使得它成为徐光启的首选，因此，对龙尾车的制作和使用过程的介绍成为第1卷的重要内容。然而，经过对龙尾车进行理论分析，发现龙尾车的提水能力受限于生产力，比如落后地区的提水器半径非常小，所以像这种小型的龙尾车提水量就不大，加上摩擦力、漏水等因素的影响，实际的提水量又会有所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表明龙尾车的提水效率甚至不如传统的龙骨车，因此龙尾车即使是从西方引进来的，但是除生产力水平与生产方式制约外，龙尾车复杂的机械结构、较高的维护成本及对工匠技术的要求，均使其难以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乡村普及。可见，尽管西方的技术大多比中国的更胜一筹，但是当时的人们也会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从而对翻译实践进行适当的调整。

当时，西方传教士在进入中国时携带了大量的西书，这些书籍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的领域较广。在数学上，徐光启认为象数之学乃是有度有数之事的基础，有了数学作为根基，别的科学研究都会触类旁通，因此，徐光启、李之藻(1565-1630)等中国学者和传教士合作翻译了不少数学著作，如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一本基础性的数学读本《几何原本》以及介绍了精确的经度和纬度的《测量法义》；李之藻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介绍西方算术知识的《同文算指》以及介绍几何方面如多边形、圆柱形等十八个问题的《圆容较义》，此外还有《测量全义》《比例规解》《实用算术纲要》等数学著作，这为完善数学思想，形成中国数学新知识体系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天文历法上，古代统治者往往将天文历法与朝代的繁荣昌盛和国家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天文历法绝不允许个人私下习之，而是由专门的人才或机构进行研究。但由于当时的历法沿袭旧历、年久失修，导致历法出现多处错误。李之藻在《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中就提到在天文历数方面推算日月交食时刻误差较大以及带来的后果：“迩年台监，推算日月交食时刻亏分往往差谬，交食既差，定朔定气由是皆舛。”倡导修历的声音频频出现，因此，崇祯皇帝下令徐光启组建立历局，借鉴西学，对历书进行修改。徐光启召集邓玉函、汤若望、龙华民等传教士参与编纂，历经长达六年的努力，终于编纂完成《崇祯历书》；中国学者还与传教士合作翻译了《简平仪说》《浑盖通宪图说》等著作。这些实践不仅推动了天文学的变革，也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机械工程方面，晚明先贤中致力于西方科技巧器的引入和创新的比较著名的便是王徵。王徵与邓玉函合作翻译了《奇器图说》一书，在对该书进行深入学习后，王徵还编写了《额辣济亚牗造诸器图说》和《守御器具图说》两本著作。一方面是为了制作军事机械以用于防御，另一方面是把部分军事机械和民用工具介绍给民众，以此来改良活揭竿和活木之类的生产器具，这些都是西方实用的科学技术。总的来说，在认识到西方自然科学的重要性以及其在晚明中国知识界的空缺之后，一批中国学者翻译了西方相关的著作，使得我国的数学、天文、水利以及机械工艺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也为后续的精进乃至创新奠定了基础。

二、 晚清时期：

救国意识觉醒下的系统翻译

清初时期，国家力图摒除明代政治的弊端，对一些机构进行了全面改革和整顿，使得君主独裁达到了顶峰。清代中后期，随着鸦片战争爆发与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清朝政权从传统统治危机转向近代民族危机。到了晚清时期，西方在生产方式、科学技术和社会思想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开始从军事上侵略中国，打开中国的大门，结束了满清王朝从雍正元年开始的闭关自守年代。中国的有识之士对西学产生了新的认识，开始睁眼看世界，寻求抵御外国列强、挽救国家与民族的方法。在寻找救国救民的途中，翻译西方著作成为众多进步人士的一种选择，尤其是晚清的西学翻译家，他们在认识到中国传统科学与西方近代科学之间的差距后，毅然肩负起救国的时代重任，与传教士合译西方科学著作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这时期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很多：有中国人有外国人；有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也有一般的翻译人员等。可以说，晚清的西学翻译是一场救亡图存的翻译实践，他们都对西方先进知识求知若渴，引发了西学翻译潮流，中国社会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晚清时期，在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打击后，一些官员开始承认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并认识到“自强必须练兵，练兵首在制器”。于是，为了扭转内忧外患的局面，以士大夫阶层为代表的洋务派引领了一场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期望以此富国强兵，挽救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作为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翻译在此时显得尤为重要，一批批译者勇敢地担起这份责任，推动文化的交流。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活动，更是一种救国行动，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社会背景的影响。无论是翻译机构还是译者群体，都肩负着救国的重任。国家意识涉及国家认同，以及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形象的自觉维护。个体对国家的认同感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尤其在国家危亡之际，国民的国家意识更为强烈。意识在狭义上是指人们对外界和自身的觉察与关注程度，广义上则是指大脑对客观世界的反应。诚然，“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国家意识是指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国家的认知、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的综合体现，包括对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国家历史、国家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认识和认同。同时，国家意识是通过跨语言、跨文化的比较教育形成的国家认同话语实践，也是集体性的关于国家信念的同一性叙事。洋务运动时期的西学翻译便是这种国家意识的体现。与明清之际主要由传教士进行翻译不同，洋务运动时期国人的西学翻译已经能够独立进行，这不仅体现了国家意识的增强，也揭示了国人对国家发展的深度关切。本文将对洋务运动时期西学翻译中的国家意识进行深入探讨，挖掘其形成原因和表现形式，通过对历史的回顾，以更好地理解国家意识在翻译活动中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培养具备国家意识的翻译人才。

注重实用技术知识的翻译，如武器制造、军事战略等方面的知识内容，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在军事上遭受西方列强的沉重打击，军事技术的落后就显而易见了。以魏源(1794-1857)为代表的中国翻译家翻译和整理了大量关于西方军事技术的书籍，并希望中国能够尽快掌握这些技术，以此来提高军事防御能力。除了军事技术方面的知识，他还关注航海技术领域。在《海国图志》中，他对西方的航海仪器、航海路线等内容也进行了介绍。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可以说，这一主张表现出了一种光辉的爱国主义思想，向处于巨大变故中的国人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号召。“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最初是指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来抵御外侮，并实现强国之道，后来，这一思想也指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来抵制西方的影响。具体来说，“师夷”就是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特别是学习西方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优势，而“夷之长技”主要是指西方各国在战舰、火器以及养兵练兵之法等方面的擅长之处。“制夷”则是指抵抗侵略和克敌制胜。可见，在这个主张中，“师夷”是手段，“制夷”是目的。这一思想后来成为了国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思想源头，它成为后来洋务运动等革新运动的先声。诚然，这一思想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明确了向西方学习的具体内容、方法和目的，通过学习西方的知识，人们关注世界，同时，引入新知识的译著相继出版，推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从而对当时的思想解放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晚清时期，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困境，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面对外国列强的侵略和国内封建社会的压迫，许多有识之士深感国家主权与安全、改善国民生活和保障国家未来的重要性。因此，译书译著成为他们救国救民的重要途径。这个时期，众多人士投身于翻译工作，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既有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也有普通的笔译人员。他们用笔作为武器，通过翻译来进行政治宣传，为国家服务。本文将选取其中的代表人物，深入探讨他们是如何体现国家意识的。

在注重实用科学与技术知识的同时，也关注西方的社会制度与管理经验。以冯桂芬(1809—1874)为代表的中国翻译家其翻译重点也主要集中在西方的实用技术和科学知识上。他特别关注军事技术、航海技术、机械制造、农业技术等领域的知识，因为他认为这些技术知识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冯桂芬还特别地关注西方的社会制度和管理经验。他认为中国可以从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等方面借鉴一些有益的经验。因此，他倡导翻译一些关于西方的法律制度、经济管理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书籍，并且希望能学习和借鉴其中合理的部分，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冯桂芬，这位晚清的智者，林则徐的学生，是深入探讨翻译问题的先驱。他坚信，为了改良政治，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是必不可少的。而在这个过程中，翻译成了关键的桥梁。他极力主张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以推动翻译事业的发展，并将翻译工作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称其为“天下第一要政”，深入阐述了翻译在文明进步和科学发展的过程中的重要性。冯桂芬深知翻译任务的繁重与艰巨，因此他强调了根据中国的实际需求进行翻译的重要性，其中特别指出，科技和地理类书籍的翻译对于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坚决主张建立“翻译公所”，为培养专业的翻译人才提供平台。通过翻译西方科技和地理书籍，可以为中国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他看到了这一途径的巨大潜力，并致力于推动其实现。在冯桂芬的眼中，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交流的工具，更是推动中国进步的重要力量。可见，冯桂芬把翻译当成首要的事务。

在传播西方科学知识和促进中西科学交流方面，中国翻译家李善兰(1811-1882)、华蘅芳(1833-1902)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李善兰对中国传统科学的发展历史了解很深，认为中国传统科学在近代逐渐落后于西方。因此，他提倡通过科技翻译实践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引入中国。李善兰深刻地认识到科学知识对于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性，并认为只有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中国才能摆脱落后的局面。李善兰也把中国传统科技知识介绍给外国人，他还把创立的“考数根法”以英文论文的形式发表，并且获得了外国专家的呼应。因此，李善兰也希望通过翻译促进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在这过程中，他还认为中西科学各有优势，通过翻译可以实现双方的互补和融合。为实现知识的流转，李善兰在翻译过程中注重将西方科学知识与中国传统科学相结合，使翻译作品既能正确表达西方科学的内涵和思想，完美体现西方科学的严谨性，又能让国人读得懂，符合国人的思维习惯。华蘅芳指出，在科技翻译中译者应该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因此，他在翻译西方科技知识的时候往往会将西方科学知识与中国传统知识和思想联系起来。例如，在翻译数学、物理、化学知识时，他会举例说明这些科学原理在的中国历史或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这样一来就让读者感受到科学知识的历史原貌和实用性，从而使得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这些科技知识。李善兰是清朝最具有代表性的数学翻译家之一，他致力于将西方数学经典引入中国。其中与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合译的西方数学巨著《几何原本》的后九卷影响深远，不仅在中国数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在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点燃了国人学习西方数理知识和器物制作之道的热情。在晚清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李善兰敏锐地察觉到中西方之间的巨大差距，怀揣着富国强兵、救国救民的强烈使命感，他决定将西方数学著作引入中国，以寻求国家与民族的出路。李善兰以翻译为工具，试图用西方科学实现图强。他成功地翻译了众多西方科技著作，这些译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晚清的西学东渐历程中，李善兰是系统翻译西方近代数学经典的中国学者之一，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系统地翻译、刊印与传播外国科技知识的先河。国家命运驱使李善兰投身翻译事业，其翻译目的聚焦于国家的发展。可见，李善兰认为翻译可以引入先进的科技知识，以此实现自强之路。华蘅芳虽官至四品，但不慕荣利，穷约终身，始终坚持科学与教育道路，与李善兰齐名，是清末数学翻译和数学教育的“双子星”，他们同为中国近代科学事业的先行者。

另一方面，传播科学和技术知识，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培养科学人才，促进教育改革。以徐寿(1818-1884)为代表的中国翻译家认识到近代中国在科学和技术这两方面都很落后，从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因此，他希望通过翻译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来改变这一现状。诚然，徐寿非常清楚科技知识对于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性。同时，徐寿非常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他认为翻译科技著作不仅可以传播科技知识，还可以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教材和参考。所以，徐寿希望通过科技翻译实践培养一批既懂科技又懂外语的新型人才。另外，徐寿还积极参与洋务运动中的教育改革，推动设立科技教育的相关机构，为科技人才的培养提供良好的平台。徐寿是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主要翻译人员之一。1867年，徐寿受命进入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他积极倡导翻译西方书籍，并与其他志同道合之人共同努力，于1868年6月正式开设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他深知翻译西方科技著作对于中国科学技术与近代工业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将此视为一项先导性和基础性工作。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他不仅是翻译馆的主要翻译人员，还主持馆务并参与翻译工作，完成了22部译书、10篇专论和1部校书，总计约290万字。化学类书籍是翻译馆的突出成就之一，而徐寿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卓越。他深入学习西方近代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等先进科技学说，并将这些知识，连同实验设备与方法，完整而系统地引入中国。他的努力让国人得以开拓视野，刷新观念，接触到了前所未有的科学知识。面对当时中国几乎不存在的化学术语和大部分化学元素名称的问题，徐寿以创新精神，为这些元素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汉字名称。其中36个汉译名至今仍被沿用，为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此外，徐寿与傅兰雅一同创建了格致书院，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科技教育机构。他们以传授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培养科技人才为宗旨，为近代科技的科普教育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徐寿不仅专注于译书工作，还注重实践与实验，在船、炮、枪药等领域主持或参与了多项技术改良。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一边翻译书籍，一边进行制造和试验。作为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中的一位杰出中国学者，徐寿的译作涵盖了众多西方科技巨著，系统地将西方物理和化学方面的先进知识引入国内，为国人带来了最新的科技见解。徐寿的努力不仅开阔了国人的眼界，更促使国人认识到西方科技知识的卓越之处，对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见，徐寿认识到翻译先进科技知识并应用于实践对我国工业发展的必要性，同时，强调教育的紧迫性。

既关注政治哲学与社会思想，又关注科学与逻辑学。以严复(1854-1921)为代表的中国翻译家的翻译重点主要集中在西方的政治哲学和社会思想领域。同时，他也关注西方的科学和逻辑学等相关著作。通过这些多方面的翻译实践，严复希望国人能够掌握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的推理方法，从而提高分析和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严复目睹了国家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深感民族存亡危机。这份深沉的家国情怀与强烈的民族大义，驱使他积极倡导向西方学习，引进了大量思想文化、文学、社会等方面的知识，以期为国家注入新的活力。为了更好地传达西方的先进思想，严复根据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编译了《天演论》。严复译述《天演论》，并不是简单地直译，而是在了解原文的基础加以发挥，使之更适合国人的阅读习惯。他将《天演论》卷上名为“导言”，分为十八节；卷下名为“论”，分为十七节，分别冠以篇名，并对其中二十八节加了案语，有些案语比原文还长。严复在阐述进化论的同时，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与中国现实相结合，告诫国人若再不振作、再不自强，就将面临国家灭亡的危机。严复在其案语中指出，无论植物还是动物都不缺乏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例子，人类自然也是如此。面对中国当时的危机，严复用进化论“适者生存”的理论告诫国人，不可仍陷入天朝大国的虚假繁荣之中，而是要有危机意识，推进国家的发展，严复宣扬的进化论思想激发了民众的国家意识和民族尊严感。严复在翻译实践中相继翻译了《原富》《群学肄言》《名学浅说》等多部西方经典，让西方的思想在中国广为传播。他的译作不仅打破了国人对于“天朝上国”的盲目幻想，为国家注入了新的活力，更回应了国家发展的迫切需求。严复的贡献不仅仅是在于翻译和引进，更重要的是他激发了民众的国家意识和民族尊严感，唤醒了部分沉睡的国民，为国家的进步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见，严复提出相比翻译新的知识和理论而言，引入新的思想更为重要，他用“适者生存”的理论提醒着国人，在思想上启蒙民众，使其具备危机意识，要自强自立。

晚清时期的翻译既有系统性，又有专业性，晚清前期的翻译以西方科技知识为主，后期逐渐扩展至政治、社会科学领域。晚清的科技翻译是中国科技翻译史上的第二个高潮，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科学文化交流阶段。因此，晚清的科技翻译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科学知识在近代的首次大规模接触和融合。在翻译方式与内容重构上，晚清的科技翻译采用“传教士口述，中国学者笔述”的方式进行的，这种翻译模式也是在晚清这样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翻译模式导致译著与底本在内容、文体等方面存在差异。晚清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大多会对原著的内容、体系进行不同程度的选择与重构，这种选择与重构反映了译者对西方科学的理解，也体现了特定的科学文化的内涵。在科技术语的翻译上，晚清时期科技术语的翻译，如傅兰雅与徐寿在元素汉译名称上结合形声、会意等造字法的创制，是充分运用汉字造字特点的成功典范。这些点概述了晚清科技翻译的历史背景、特点、影响以及在术语翻译上的努力和成就。在翻译过程中，用汉语进行翻译的核心是选择适当的术语。这在译著的本土化特征上，晚清科技翻译表现显著，因为要考虑读者的知识背景及语言习惯，所以在科技翻译过程中就需要增加某些传统知识，故而采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字表述、记数方法、专业术语等。当然，有时候也会赋予新的含义。

在文化转型与科学传播上，晚清时期是中国历史大转折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重要时期。外辱与西学传播成为文化转型的重要动因。中国士大夫将西方自然科学与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开始重视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在科技翻译的影响上，晚清时期的科技翻译作为中国近代科技出版的基础和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的主要途径之一，不仅开启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科学启蒙与思想觉醒，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而且通过推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应用，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强调学习技术，可以说这是一种应急的措施，这也埋下了中国从西学东渐之始，注重西方的技术，而忽视其他方面隐患。后来，梁启超提出了“翻译强国”的思想体系，包括强国的本体论、译书三义的方法论、广译西书的媒介论。这一思想体现了翻译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意义，通过翻译引进西学，实现强国与新民的终极目标。晚清时期，翻译和救国之间通过翻译西方科技知识建立联系、实现图强，在学习西方科技知识的过程中获得救国之策、强国之法，以此改变中国当时的发展状况。

三、 民国时期：

科学思想影响下的选择译介

20世纪初，中国经历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辛亥革命虽推翻了帝制，但接踵而来的军阀统治使“民生主义”“共和幸福”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的希望在社会动荡中成了泡影，工农商业日趋破产而陷入绝境，社会上面临着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问题。为了改变当时“国力凋敝、民生憔悴”的局面，翻译家掀起了清末民初的翻译高潮，此时译事繁荣，译作频出。民国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几年，但这却是译坛上明星迭出的时代，一批批国外学成回国的专家和学者成为翻译运动的主体，代表人物如朱光潜、贺麟等，他们译介了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学等，这也是我国翻译实践取得较大进步的时代。特别是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问世，随后多处翻印，这一著名译著流传甚广，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可见，民国时期的翻译，有救国思想，也蕴含着强国的思想。

受到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理念的影响，一批中国学人致力于翻译西方科技著作，各类科技期刊应运而生，如《科学》《科学世界》《科学大众》等。鉴于当时我国科学发展滞后、对西方近代科学发展了解甚少的情况，一些学人自发组织学会，译介著作，将近代西方科技成果介绍给中国。秉持“不敢过求高深，致解人难索”的态度，《科学》期刊在译介西学时较好地照顾了不同层次的读者，在针对一般民众开展的科普译介中往往采取浅白通畅的语言。为了更好地传播科学知识，当时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谨慎使用术语，不仅尊重原文，还对内容进行了本土化加工，力求将西方科学表达转换成中国读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内容，进而提高民众的科学文化水平。此外，为了振兴实业、发展农工商，这一时期的翻译家开始把选择原本的视角投向了西方的科技论著，如《铁路工程上之桥梁建筑法》《作物种子改良法》《电子冶锌》以及世界科技的新成就等。

西方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著作大量译介到中国，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五四时期，进步青年高扬“科学”“民主”旗帜就是建立在建立在对西方科学知识(包括自然科学与科学精神、方法)的宣传上的，他们希望通过自然科学知识来唤醒人民的觉悟。这一时期对西方自然科学的译介已经相当普及，在译介内容上已经比辛亥革命时期向前有了很大进步，其译介的西方自然科学涵盖了更为广泛的学科。随着西学东渐思潮的深入推进，我国翻译事业也进入了翻译史上比较辉煌的时期。文学作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等均受到关注并被系统翻译。当时的译著虽然并不完全精当，但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地位，使当时中国人对近代西方科学产生了新的认识，开阔了国人的视野。民国时期处于社会动荡期，也是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时期。当时的翻译队伍也比较庞大，大量知识分子主动承担起译介国外新技术、新思想的责任，翻译可谓是规模空前，译书浩瀚。

可以说民国时期的翻译活动是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不仅涉及科技翻译，还包括了广泛的外国文学和学术著作的翻译。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的科技翻译在科技名词的统一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民国时期，随着西方科技的大规模传入，科技译名问题颇多且极不统一。中国知识分子为了准确有效地消化和吸收西方科技知识，开始着手解决科技译名的统一问题。这一时期的科技名词翻译与统一，为后来科技名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外，大量外国文学著作的翻译兴起。民国时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外国文学译本，如盛澄华翻译的《地粮》、李健吾翻译的《包法利夫人》等。这些译本不仅丰富了中国的文化生活，也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此外，大规模的“翻译运动”也在这一时期兴起。20世纪的中文翻译，尤其是民国时期的“西学”翻译，称得上是有规模的“翻译运动”。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制后，新式高等教育采用翻译作品和西文原版教材，使得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要参考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

同时，民国时期出现了一些精通多种语言的翻译家，如赵元任曾担任英国数学家、哲学家罗素的翻译，其语言天赋得到了公认。在此基础上，出现了翻译家群，这些翻译家包括伍光建、张元济、梁启超、杜亚泉、丁福保、王国维、陈独秀、鲁迅等，他们为中国的科技翻译和文化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一时期还涌现出许多著名的翻译家翻译了多国的文学作品。例如，罗念生致力于翻译古希腊戏剧作品，为古希腊文化献身；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共同翻译了《红楼梦》，成为中西合璧的典范。总之，民国时期的翻译活动在科技名词统一、外国文学和学术著作的翻译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对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 新中国成立以来：

翻译朝着制度化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告了中国百年来受外国侵略及长年战乱时期的结束。整个社会处于急剧转型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都需要与时俱进，适应新环境，这为中国翻译事业与翻译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例如，我国与多个友好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导致对高级翻译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尤其是当时苏联援建的156项建设项目是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建设的主体，需要大量的科学翻译工作者。相应地，我国对翻译机构、翻译人才培养、组织管理等进行了科学的规范，为翻译规范化、制度化提供了参考框架。相比于过去，新中国时期的翻译事业有了较大的改变，即它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并且被纳入制度化体制中。显然，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翻译蕴含着强国思想。

改革开放时期，全球化加速，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对外交流活动繁荣起来，对翻译的需求也在不断提升，这给中国的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翻译界在积极迎接全新的挑战，试图跟上社会转型的步伐，翻译家主动译介西方理论，并进行批判性阐释和应用。系统论、符号学等西方新思潮、新观念、新方法“潮水般”涌进中国知识界，给翻译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推动了翻译实践的繁荣和发展，翻译事业在这时期逐步展开，在新时期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翻译的地位越来越凸显，翻译实践越来越得到重视，翻译家不断探究和揭示翻译过程中涉及的一些根本问题，这促使人们以超越翻译实践的目光来关注和看待翻译活动，从而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翻译理论建构之路。在这一时期，国家机构在翻译实践中仍有着重要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部分重要的翻译实践活动。21世纪是一个国际化、信息化、多元化的新时期，我国的翻译实践再次调整，翻译家也开始对翻译进行探索以完善翻译学知识体系并推动其创新发展。

一个国家对翻译是否重视是其是否开放的一个重要标志，翻译具有知识性，由翻译引入的新知识可以刺激和推动本土的社会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时期，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都要求我们加强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译者的使命也在发生着变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不少国家都将文明互鉴作为提升国家影响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因此在文化外交中，译者起着重要作用。在新时代，我国的翻译人才承担着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使命，也就是说，译者不仅要译介他国的优秀文化，也要进行对外翻译实践，为促进中外之间的沟通交流，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当代，随着信息爆炸性增长，科技日新月异，文化交流和人员交往越来越频繁。如果倡导文明交流互鉴，那么就要求我们对外部世界持包容开放的态度，积极借鉴吸收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当下媒介手段日趋先进和多样，信息闭塞的现象大为减弱，增进文化交流的形式与内容都变得愈加丰富多彩，不同的文化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不仅仅促进文化共享，而且更重要的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相互影响和借鉴。促进文明互鉴的一个重要手段便是跨文化翻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翻译应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传播行为，跨学科的理论为研究翻译的功能属性以及其内在的运行机制提供了借鉴，从跨学科基础、多分类维度去审视与建构翻译的内涵，这对于深化对外翻译研究，提升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效果，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模式的形成，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当然，不管是传播能力还是翻译能力，本质上都需要语言能力。就“语言能力”来说，它是一种特殊的能力，是指生成语言和运用语言的能力。当然，它既是基于一般能力的特殊能力，又是属于认识论角度的特殊能力范畴。译者致力于向外部世界传达本国的文化与思想，其实就是翻译界积极回应时代潮流的召唤，对外进行文化传播的过程，这也是增强本国的国际传播能力，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渠道。

中国文化对外翻译是中国依据自身的需要向他国传递文化价值观，以期在增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理解与认同的同时推进文化外交，从而促进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接受。也就是说，对外翻译实践主要通过克服语言文化等障碍，促进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与传播，增进文化理解，进而构建中国话语，提升本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是一个跨学科的时代课题，涉及国际关系、传播、翻译等多个领域。然而，以往的对外翻译与文化传播被看作是两件相互独立的事件，一个是翻译学的实践，另一个则是传播学的实践活动。因此，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研究的传统特征是译传分离。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翻译实践逐渐走向译传合一，也就是说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研究和对外翻译研究两者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从学科上来看，虽然它们分属不同的学科，却可以超越各自研究领域的局限，进行借鉴融合，这也是中国话语进行国际传播研究的创新之道。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对外翻译研究从翻译与文化传播两者对立走向了两者的交流与互鉴，这两者的有机整合，不仅加深了我们对翻译实践的认识，还带来了翻译研究的新样态，使得我国的翻译实践不仅致力于全面、系统地译介西方翻译理论，也加快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进而提高我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

可以说，晚明以降的翻译活动以国家为主体，表现出强烈的自利性和自主性，其核心目标是通过引进西方科技实现自强求富、富国强民。其始终以国家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国家意识浓厚。新时代的翻译人才在译进或译出时，都需要站在国家的立场上，以国家需求为导向。因此，培养翻译人才的国家意识显得尤为重要。

五、 “救国”与“强国”：

翻译思想观念的变迁

无论是“翻译救国”还是“翻译强国”，这些意识的产生都与特定的社会背景相关。诚然，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存在，反映客观世界，并且还创造客观世界。人们在这过程中，逐渐形成这样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当然，“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从“翻译救国”到“翻译强国”的话语演变，反映了翻译在国家发展和国际交流中的重要角色。这一演变不仅体现了翻译活动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升，也反映了国家对翻译工作的重视程度和战略地位的变化。语言政策的发展经历了形成、发展、成熟和拓展四个时期，而翻译政策作为语言政策的一部分，也随着语言政策的变化而变化。翻译政策的发展受到语言政策的深远影响，语言政策影响着外语教育政策和翻译政策，从而影响翻译方向和翻译语言的选择。晚明的科技翻译强调“会通”，对西方科技的理解和运用。可以说，晚明的科技翻译是有强国的动机，也有救国的因素。晚清的科技翻译，则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核心思想，这一思想强调翻译救国，同时，实现救国的科技翻译中也有强国的思想。民国时期的翻译，有救国思想，也有强国思想。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翻译，则更多指向强国的思想。

正如王秉钦所说：“中国翻译发展史是一部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发展史的缩影。”因此，翻译实践不仅反映社会需要，其演变过程中也包含着译者思想的变迁，从翻译实践的发展视角研究翻译思想，能够进一步推动翻译研究深化。厘清翻译实践的发展脉络是必需的，但译者的智慧也不能忽视，数千年译事发展到今天，历史赋予译者的使命和责任在不断变化，翻译思想不断完善，以适应当下的时代以及不确定的未来。

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经历了从形成到不断发展，继而走向成熟的过程。不同的时代赋予了翻译不同的使命，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对译著进行本土改写，选取恰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尤其是加入自身的社会意向性，来实现自身的政治诉求。晚明时期，译者主要译介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到了晚清时期，译者肩负了民族救亡的使命，将翻译重心转向科技、经济等领域，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器物以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甲午战争之后，译者的翻译思想开始新的觉醒，为了配合中国当时的需要而对翻译内容进行了筛选，他们的目光不仅仅停留在器物上，更重视国民思想的改变，希望借助西方思想来冲击中国传统思想体系，最终开化民智，改良社会，拯救中国。民国时期，受到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理念的影响，一批批专家和学者成为翻译运动的主体，翻译重心转向社会科学、文学与思想理论，同时仍有学者致力于西方科技著作的译介，为此创办了各类科技期刊。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外交翻译实践成为传递国家话语的重要方式，这使得我国的翻译实践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国家对翻译较为重视，并建立专业的翻译机构，进行专业翻译人才的培养，规范翻译行为，为国家翻译实践的制度化发展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学者和有识之士就开始不断探索，既引入了西方的翻译理论，也在大力推动翻译研究理论的构建。“对于知识生产而言，全球化已经成为新世纪的时代语境，是当代知识分子介入现实、观察学科意义生产的工具。”新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加快等社会环境因素影响着人类社会与翻译实践，翻译学有了更为宏阔的历史使命，译学话语体系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作为翻译的所有存在，知识既可以是翻译的理论，也可以视作翻译的方法，用以指导翻译研究。从总体上看，我们的传统话语已经不再占据主要位置，译者开始引入新观点，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借用西方新思想构建翻译理论，进而实现翻译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以及翻译理论的不断发展，翻译理论在深化探索中逐渐体系化，不断总结经验，致力于构建自身的翻译话语体系。翻译学知识体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需要译者不断在实践中将其建设完善，尤其是对翻译学科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作出有效的回应。通过翻译实践推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才能让世界更好地认识新时代的中国，因此，进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时代后，我国翻译行业也应当根据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提出的时代要求，积极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系统加强国家翻译能力建设，对于全球文明倡议，翻译行业也要积极响应，为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贡献自己的力量。总的来说，译者除了要借鉴他国的先进成果外，也要致力于加强文明互鉴，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进而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把握翻译的现实条件，得出具有启迪价值和富有见地的翻译思想，积极回应国家和民族发展所赋予翻译学的时代使命，这对于今日的翻译研究依旧具有借鉴价值。

在新形势下，我国需要提升国际传播的能力，形成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就需要构建高层次、系统化、标准化的国家翻译资源体系。翻译界有责任保证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哑巴”现代化，为此需要培养人才，组建队伍，把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讲给世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向国际社会译介与传播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战略意义日益凸显。特别是，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的译介与传播服务于国家对外交往需要，是以塑造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的跨文化交际行为。同时，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主要依靠“翻译”这座桥梁。国家翻译能力建构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从国家意识出发、以国家传播为旨归的“国家翻译实践”“国家翻译规划”等概念，对构建当今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我国翻译界的不少人士以我国是翻译大国为荣，然而“翻译大国”并不会自然而然地等同于“翻译强国”，“翻译强国”不仅指翻译的体量，更注重这个国家的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能否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产生影响。因此，从“翻译救国”到“翻译强国”的话语演变，体现了翻译在国家发展和国际交流中的重要角色，以及国家对翻译工作的重视程度和战略地位的变化。这一演变不仅体现了翻译活动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升，也彰显了国家对翻译工作的全面规划和战略部署。

六、 结 语

在中国历史上，翻译活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着“救国”“强国”的重要作用，这正是翻译与国家关系的话语演变的显著表现。如果要把“翻译救国”和“翻译强国”进行严格地区分，那么对于“翻译救国”而言，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为典型。关于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这一时期翻译家们以拯救民族和改造国人思维方式为信念，向西方寻找良方。如徐光启主持编译《崇祯历书》,李之藻译述《名理探》，焦勖译述《火攻契要》等，都无不透露出这种隐衷；关于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魏源、冯桂芬、李善兰、徐寿、严复的翻译实践无不体现出借鉴西方科技知识、传播西方先进思想、启发民众觉醒、推动变法维新的目的。对于“翻译强国”而言，东汉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明清时期的科技翻译、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全方面翻译则为典范。东汉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为文化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不仅传播了佛教文化，而且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明清时期的科技翻译引入了西方先进科技知识，加快了中国传统科技知识体系的嬗变，从而形成了新的科技知识体系，进而推动了中国科技的发展，为强国之路提供了科技理论支撑；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至今，全方位的翻译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这些全方面的翻译工作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与合作，提升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同时助力了文化强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