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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因其在语言、形式和标准等方面的特殊性，对译者的文字功力、文化素养和文学造诣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本文探讨“文学翻译”的新定义，结合对其受众、分类、奖项和创造性等因素的考虑，尝试性地提出“翻译文学”的概念。

关键词：文学翻译；翻译文学

在文科式微、外语尤被唱衰的当下，再来谈文学和翻译，或许会被认为是一件很不合时宜的事情。然而，自从有图形、符号和文字记载以来，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几千年中，文学和艺术从不缺席，不同民族之间跨越语言的文化交流与互鉴也从未间断。因此，且让我们来重新定义“文学翻译”，同时尝试性地提出“翻译文学”的概念。

01 “文学翻译”之界定

现代西方翻译学的兴起有迹可循，基本被认为始于1972年，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Holmes）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宣读了其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Holmes, 1972）。翻译研究从来无法割裂其人类语言实践特性。然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对翻译行为进行观测时，“文学翻译”始终是重中之重，或许是因为翻译大力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文化以及文学的发展。在东方，“汉武帝通西域后，印度佛教哲理相继传入，对当时中国的固有文明不啻是一种别开生面的新思潮。从汉末至宋初一千多年的译经事业，以南北朝时为鼎盛，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翻译时期”（罗新璋、陈应年，2009：2）。在西方，法国学者亨利·梅肖尼克（Henri Meschonnic）的代表作《翻译诗学》（Poétique du traduire）回顾了欧洲翻译史实，言简意赅地提出：“欧洲因翻译而来并在翻译中形成。欧洲的诞生完全依赖于翻译，但在形成过程中又抹去了翻译这一起源。”（L’Europe est née de la traduction et dans la traduction. L’Europe ne s’est fondée que sur des traductions. Et elle ne s’est constituée que de l’effacement de cette origine toute de traduction.）（Meschonnic, 2012: 38）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翻译能被界定为“文学翻译”？“文学翻译”的最高追求是不是“信、达、雅”？涉及历史、宗教、哲学、文化乃至政治、经济、法律、科学等领域著述的译介是否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文学翻译”或“文学行为”？

首先，毫无疑问，文学翻译涉及语言，“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关于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我们当下的研究对语言层面的关注越来越少。在文学与翻译的层面，涉及语言问题的，我们发现有两种声音值得关注或讨论”，这两种声音都是批评的声音，一种是国外翻译家的声音，如批评中国当代作家“语言很不好”，另一种则是中国作家批评不少文学翻译缺乏语言的文学特质”。（许钧，2021：93）先不说这两种批评是否主观或片面，从这样的声音里，我们至少听见了文学翻译从业者和译作受众群体的高标准、严要求，即翻译家希望面对并译出的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而目的语读者希望能读到的是译自一种自己并不掌握的语言，但却尽可能保留了原著文学价值和品位的翻译作品。

其次，文学翻译必定关乎文本。在我们的汉语中，一般以“文章体裁”来概括文本的功能，如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应用文等，又以“文学体裁”来指称文学作品的具体样式，现代华语文学常见体裁有诗歌、小说、散文、剧本、通信等。在笔者所熟悉的法语语境之中，对于什么样的文本能够归属为一个“文学种类”（genre littéraire）似乎更倾向于将功能与形式平等对待，因此常见以“五分法”将法语文学作品分为：（1）叙事类（genre narratif），包括小说、传记、故事等；（2）诗歌类（genre poétique）包含诗、歌、寓言等；（3）戏剧类（genre théâtral），如悲剧、喜剧、闹剧等；（4）通信类（genre épistolaire），主要指书信集；（5）议论类（genre argumentatif），即评论等当然，中国和法国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汉语文学和法语文学同样博大精深，所以无论从内容、形式还是从功用出发，要对如星辰大海般浩瀚的文学作品之“文学性”何在做出界定，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翻译时，我们手中或眼前的文本是不是文学作品，我们是不是文学专业译者等问题似乎已经自然而然地被忽略。就自身经历而言，笔者1995年进入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修读法语，之后专攻翻译研究方向，在此后近20年的教学研究和翻译实践过程中，逐渐意识到“有了忠实于原文的‘信心’和文化传递的‘通达’之后，文学翻译的‘风雅’，即译本的文学性，还是要依靠译者的文字功力来铸就的。所以文学译者不仅要做好外语人，更需要具有几分文人气质，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文学造诣”（朱金晶、俞佳乐，2024：310）。

因此，文学翻译最终成在译者。“译事三难：信、达、雅”是严复在其译著《天演论》的“译例言”中提出的。阿尔多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英文原著题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直译应为“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内容涉及动物学、古生物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观点，严复择其部分论述翻译出版，起名《天演论》。那么，严复的翻译实践究竟是“科学翻译”还是“文学翻译”？从“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到“天演论”，仅看此书标题的翻译，是不是已经具备了某种再凝练、再创作的况味？

回到本文的起点，什么是“文学翻译”？笔者被这个问题困扰了许久。某日为备课搜索资料，在万能的互联网某个多语言数据资源网站上读到了一段法文表述a，让我有了茅塞顿开的感觉。这段文字的大意是：实务翻译（在内容上可以是文学的）和文学翻译（在内容上可以是实务的）之间的区别主要看其契约性质。实务翻译提供一种服务（如陪同翻译、会议口译、同声传译等）；文学翻译则受版权合同的约束，因为无论书籍、文章、戏剧、电影还是电子游戏的翻译，最终都会被用于商业出版或者公开展示，所以文学翻译的客体可以是一个文学文本、一部百科全书、一本实用指南或者一篇发表在报刊上的科普文章……大道至简，当我们不再纠结于文本的语言、形式、内容、载体，而只关注翻译产品的最终归宿时，一切都变得豁然开朗：所有跨越语言和文化、充分发挥译者的创造性、以商业出版或公开展示为结果的翻译行为都是“文学翻译”，其成果也都可以诗意地栖息在“文学翻译”这块神奇而美妙的土地上。

02 “翻译文学”之缘起

当我们赋予“文学翻译”一片更广阔的疆域之后，不妨再来看看它和文学又有着怎样的羁绊和关联，使得“文学翻译”能够自信地走向“翻译文学”，毕竟“文学的范畴和划分是万类不齐的。站在某一特定的国别文学的立场来看，原语文学通称外国文学目的语文学又叫本国文学。翻译文学（translated literature），尽管可以追溯出悠久的传统，然而从‘正名’的角度来看，可谓文学家族中的新成员”（葛中俊，2000：114）。

首先，放眼世界，“文学翻译”和“本国文学”有着大致相同的受众，即受着本国语言文字滋养，对异域他乡的文学精品颇感兴趣又无法阅读原文的读者，他们探寻人类文学丰盛果实的身影可能会频繁出现在图书馆和书店之中。在我国，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大型图书馆一般采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以一个字母代表一个大类，将图书分为22个基本大类上架（字母L、M、W、Y未被采用），大类下的学科则以字母加阿拉伯数字的代码层层细分。我们会看到，在“I文学”大类下设有“I0文学理论、I1世界文学、I2中国文学、I3亚洲文学、I4非洲文学、I5欧洲文学、I6大洋洲文学、I7美洲文学”等 8个分类，具体到某个地区或国家则用如“I371阿拉伯地区文学”“I565法国文学”“I711加拿大文学”等再做细分。在大大小小的书店，文学爱好者会根据自己的阅读倾向，直奔“文学畅销”“散文合集”“现代华语诗歌”“侦探推理小说”“悬疑惊悚小说”等分类陈列书架，选取心仪的作品。

其次，关注我国，“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有着类似的奖励机制：中国四大文学奖项中，“老舍文学奖”每二至三年评选一次，主要奖励北京作家和在京出版或发表的优秀作品；“茅盾文学奖”每四年评选一次，鼓励优秀长篇小说创作；“曹禺戏剧文学奖”基本每年评选，对中国当代戏剧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鲁迅文学奖”从第一届评选（1995—1996）起就设立了“文学翻译”奖项，迄今已有燕汉生、屠岸、田德望、许金龙、赵振江、余中先、薛庆国等多个语种的资深翻译家获此殊荣；另一重要文学奖项“人民文学奖”于1986年开始评选，2013年增设“翻译奖”，2021年明确为“翻译贡献奖”，奖励独立或合作完成文学作品优秀译本的中外译者或译审。20世纪末以来，“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文学奖均单独设置面向译者和译作的奖项，说明“翻译文学的价值和文学译者的贡献已经得到中国当代文学界的高度认可。至于独立的翻译奖项中国翻译协会于2006年开始设立“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主要授予在翻译与对外文化传播和交流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翻译家；法国驻华大使馆于2009年开始资助设立“傅雷翻译出版奖”，由中法翻译家、作家和学者组成的评委会每年选出文学类与人文社科类优秀法译中作品各一部予以奖励，目的是促进法语文学和学术作品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2013年起增设“新人奖”；2014年 8月，国际翻译家联盟授予北京大学许渊冲教授“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许渊冲教授也因此成为该奖项自 1999年设立以来首位获奖的亚洲翻译家。

再次，“文学翻译”和“文学书写”有着大致相同的创造性要求，如梅肖尼克所言：“翻译对于文学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背叛就是通过剥离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因素——其书写形式——再通过书写来传递文学。”（La première et dernière trahison que la traduction peut commettre envers la littérature est de lui enlever ce qui fait qu’elle est littérature — sonécriture — par l’acte même qui la transmet.）（Meschonnic, 2012: 109）这句话也许略显深奥，笔者的理解是，梅肖尼克作为“翻译诗学”的代表人物，尤其重视文学翻译的主体性，在他看来，翻译也是一种书写，译者要脱离原作固有的语言表述形式，在另一种语言里重新书写和创作那部文学作品。既然翻译是一种创作，“翻译文学的创作者，即译者群体，共同组成了翻译产业的生产力量；翻译作品必须在出版业和图书经销业的作用下转化为商品，而出版社和书商的导向直接影响了翻译文学的作品选择；翻译文学的最终归宿是大众的鉴赏，而对翻译消费者鉴赏能力的评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俞佳乐，2006：83）。有学者结合文学翻译的过程、接受和传播，提出其具有“创造性叛逆”的特征，因为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根本无法隔开，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鲜明、集中地反映了不同文化在交流过程中所受到的阻滞、碰撞、误解、扭曲等问题（谢天振，1999）。关于创造性，聊举一个具体例子。笔者在 2024年 8月受邀参加浙江省名茶径山茶的国际传播口号评审活动，主要工作一是从网络投稿中筛选出对径山茶中文口号的最佳法文翻译，二是和另一位法国专家在中文口号的基础上现场翻译或者创作法语口号，提交相关部门审用。在现场创作环节，精通中文的法国专家和笔者一致认为要直译并保留中文口号类似诗句的形式相当困难，考虑到品牌口号的国际宣传效果，我们必须发挥创造性，另一组负责审议和确定英文口号的专家们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于是，我们将“天下禅茶出径山，一杯通透在人间”意译为“Thé Jingshan, premier thé Zen, une tasse de pureté, un univers de sérénité”，目的是融合径山茶品牌与禅宗文化的精髓，通过“pureté”（纯洁）、“univers”（宇宙）、“sérénité”宁静）等法文词汇，传达出中文口号的意义和韵味。

2012年10月，莫言成为首位中国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表领奖感言时，莫言致谢翻译家们，指出“没有他们的创造性的劳动，文学只是各种语言的文学，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劳动，文学才可以变成世界的文学”。莫言等中国当代文学大家多部作品的瑞典语译者陈安娜（Anna Gustafsson）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祝贺2024年10月，韩国作家韩江（Han Kang）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代表作《素食者》2015年首次被翻译成英文，2016年获布克国际文学奖，韩江与该书英文译者德博拉·史密斯（Deborah Smith）共同领奖，平分奖金。作家和译者之间的互动相映，充分说明了译者在各国文化传播和世界文学传递领域的功不可没。

综上所述，文学翻译与文学书写无论是在受众、分类、奖励机制，以及达到发挥主观能动性甚至开展“创造性叛逆”的要求等方面，都有着殊途同归的意味。大浪淘沙始见金，时间的洪流会为我们留下文学翻译的经典之作。那么，让我们大胆地设想，有朝一日，也许在众多的图书馆和书店之中，会出现一排排标识为“翻译文学”的书架。在那里，我们能看到朱生豪译的《仲夏夜之梦》、鲁迅译的《死魂灵》、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等。

03 是“文学翻译”，也是“翻译文学”

从“文学翻译”到“翻译文学”，最初以为只是笔者一个粗浅不成熟的想法，在文献搜索过程中，才发现有不少学界同人也持相似观点。许渊冲（1990：277，285）曾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目标是成为翻译文学，也就是说，翻译作品本身要是文学作品”，“如果译者能够发挥译文语言和文化的优势，运用‘深化、等化、浅化’的方法，使读者‘知之、好之、乐之’；如果译诗，还要尽可能再现原诗的‘意美、音美、形美’；那么，文学翻译就有可能成为翻译文学”。从文艺理论研究出发，虽然“文学翻译”始终需要面对外语原作，但“翻译文学”不等同于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始终是中国当代文学确认自身、发展自身的必要参照，而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也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和滋养，外国文学这一概念某种程度上可以替换为“翻译文学”，而且“翻译文学”具有不可抹杀的本土性，理应纳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结构之中（龚自强，2024）。站在文化交流的角度，“翻译是主导世界文化的一种重大力量，对翻译的再认识与再定义应站在跨文化交流的高度来思考，以维护文化多样性、促进不同文化间真正的平等交流为根本目标去考察翻译活动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创造性，从而进一步认识与彰显翻译活动的各种价值”（刘云虹、许钧，2016：100）。

以上诸多观点已经成为学界共识，而本文从“文学翻译”到“翻译文学”的探讨，归根结底是为了强调在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翻译和文学具有同等重要的功用和价值。从我国高等教育学科设置和内涵发展来看，自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试行草案以来，国家相关部门先后颁布了1983年版、1990年版、1997年版、2011年版、2018年版以及 2022年版等六个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学科和专业目录。在文学门类下，1990年版目录设有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和艺术学三个并列的一级学科，1997年版新增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2011年版中，艺术学科独立成了艺术学门类。自此，文学门类下保留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和新闻传播学三个一级学科。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语言、文学和翻译被认为是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三大方向。201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又将外国语言文学的学科内涵定义拓展为外国文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翻译学、国别与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等五大研究方向。不难看出，翻译至此一直被视为隶属于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学术方向，尚未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

然而，学科发展如同历史的车轮，有其不可阻挡的规律和趋势：2006年初，教育部发出通知，宣布在国内高校设立翻译本科专业，首批试点学校开始招收翻译专业本科生；2007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明确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及提高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需要，适应国家经济、文化、社会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口笔译人才；2022年9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印发了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即 2022年版目录。在这份最新版的目录中，我们欣喜地看到，文学门类下设了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翻译、新闻与传播、出版等六个一级学科，新增的翻译、新闻与传播、出版这三个一级学科可以授予硕士或博士“专业学位”，以区别于传统的“学术学位”。当然，“翻译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进行翻译学科的全面建设，光有专业的设置是不够的，没有清醒的独立学科意识，对翻译专业的规划就不会有长远、科学的目光”（尚岩、许钧，2001：285）。2024年，遵循《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通知》，经过形式审查与专家评审，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九所高等院校为翻译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至此，我国翻译学科高等教育本、硕、博阶段培养形成闭环，获得了和外国语言文学同等重要的学科地位。

在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对社会实践的理论批判体系中，文学、艺术、文化等领域的生产都在一个类似物理学意义上的“场”（champ）中进行，每个“场”就是一个社会领域、一个相互知情或竞争的圈子，而每一个人受其“习性（habitus）的驱动，在特定的一个或几个场域中活动，逐渐积累其“资本”（capital）和“权力”（pouvoir）（布迪厄，2012）。用布氏的理论来观照翻译，我们可以看到，21世纪以来的20多年中，翻译学科的诞生、发展和自立，在事实上印证了一个“翻译学科场”的形成。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文学翻译”或者“翻译文学”是否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特定的领域呢？在笔者看来，这应该是一件值得展望的事情：在我国，文学爱好者对“翻译文学”的需求始终旺盛，异国他乡“文学场”之经典传承或者新作推介离不开文学翻译界和出版界的众多工作者；“文学场”对“翻译场”的承认、兼容和接纳日益明显，表现为重要文学奖项开始设立翻译分项，从国家到地方的作家协会纷纷鼓励文学译者加入，文学机构为翻译群体开设专门的研讨培训［如鲁迅文学院在2018年举办的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翻译家班）］等；译者展开文学翻译实践时往往会全面发挥其创造性，在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的背后，译者付出的心血不亚于作者；作为培养翻译人才的主要机构，高等院校在面向市场实际需求时已经充分意识到，普通外语教学根本无法满足市场对高端翻译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要求，翻译必须跳出外语的视域，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当然，“翻译文学场”形成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亦不容小觑：全世界范围内，文学翻译报酬普遍偏低，译者仅靠稿酬难以谋生，不得不“一心多用”，同时从事其他工作；在我国很多高校，外语教师的文学翻译成果不受重视，甚至依然被各种考核评价机制忽视；近年来，自由译者群体逐渐浮出水面，在付出艰辛劳动的同时，他们所获得的物质报偿和人文尊重的整体水平堪忧。

无论是文学翻译实践、翻译文学创作还是翻译人才培养，其承担主体依然是人：人类对于文字和文学的互鉴与共爱，促使一代又一代精通外语的译者在自己的园地里深耕，同时不忘匠心与技艺的传承，“无论从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视野、翻译文学的滋养，还是从翻译文学的本土性，都不难看出身在当代的翻译家们以自己的才华和心血创造的翻译文学在一个迥异于原作的语境里已成为全新的文学创造，也无疑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构成，其地位与当代作家的创作无差。我们无法离开当代的翻译文学谈论当代文学，同样，也无法在谈论当代文学的时候离开当代翻译文学……在这个意义上，建立包括翻译文学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观’迫在眉睫”（龚自强，2024：145）

04 结语

21世纪的帷幕已拉开，芯片革命、人工智能、自动翻译等新兴科技方兴未艾，语言差异似乎不应该再成为世界各国民众交流的一道藩篱。在这个背景下，“文学翻译”或“翻译文学”是否还有必要存在？“文学翻译”或“翻译文学”的主体和受众还是不是一个个有着洞察力、想象力和直觉的血肉之躯？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人类服务，而绝不是让人类陷入困境，以人为主体的翻译实践从来都不是万能的，但离开了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的人类社会生活也是万万不可以想象的。

作者简介

俞佳乐，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文献来源

原载于《中华译学》2025年第一辑，推送已获作者授权，参考文献部分从略，引用请以集刊版为准，转发请注明“南大翻译研究所”及文献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