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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正加速向各行各业渗透，深刻重塑人类社会，翻译行业亦不例外。尤其是近两年ChatGPT、文心一言等生成式人工智能语言大模型，经过海量语料的预训练，具备了更强大的语义理解和语言生成能力，不断刷新人工智能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应用边界，极大提升了海量多语言内容的生产和传播效率，为国际传播注入了新活力。《2024中国翻译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23年底中国翻译市场规模已达到686亿左右，其中机器翻译占比逐年提升。这一趋势表明，人工智能正加速渗透进传统语言服务领域。
作为人类知识、思想、情感等的载体，语言在国际传播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工智能翻译的发展大大降低了跨语言交互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国际传播的语言隔阂，使得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变得更加通畅，文明交流互鉴的渠道愈加多元。数字时代，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也纷纷将人工智能翻译视为国际传播新引擎，积极拓展全球话语权。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翻译在语料构建、版权归属、数据垄断和隐私保护等方面也引发很多争议，其伦理风险和社会影响日益凸显。鉴于此，本文拟在梳理人工智能翻译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从国际传播视角分析其潜力与挑战，并就推动人工智能翻译赋能国际传播治理、服务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提出建议。
2 人工智能翻译赋能国际传播新图景
传统人工翻译模式往往难以满足全球化时代海量信息交互的需求。得益于深度学习算法的不断进步和训练数据的持续积累，人工智能翻译正在消除跨语言交流的障碍，推动信息在全球范围内更加通畅地流动。一方面，翻译语种覆盖范围不断扩大，边缘语言获得了更多传播渠道，有助于全球语言文化多样性的传承。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翻译的广泛应用为外交领域信息互通、全球话语权竞争带来新机遇。
2.1 人工智能翻译发展与应用态势
人工智能翻译发展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RBMT)、20世纪80年代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SMT)、21世纪初基于神经网络的机器翻译(NMT)以及近两年涌现出的ChatGPT,Gemini等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语言大模型(LLMS)。其中，以Transformer等深度学习模型为代表的神经机器充分利用海量双语语料进行端到端训练，翻译质量和速度实现了质的飞跃，目前已成为机器翻译领域的主流范式(Zhao et al. 2023:514-538)。目前，谷歌、微软、Deepl和百度等科技巨头正加速布局人工智能翻译赛道，持续扩大语种覆盖面，优化人机交互体验，不断缩短技术迭代周期。
在应用层面上，人工智能翻译正加速融入媒介生产、国际组织公文发布、数字外交和翻译出版等国际传播场景(姬德强 李喆 2024,李强辉 2024)。借助机器翻译技术，海量不同语言内容的获取、生产、传播的效率和广度倍增，极大降低跨语言信息交互成本。在媒体领域，BBC和美联社等主流媒体正积极利用机器翻译提速国际报道，扩大全球受众覆盖面。譬如，美联社90%的西语文章都是机器翻译生成(Marconi 2020:77)。在里约奥运会期间，《纽约时报》通过谷歌翻译生成的西语、葡语报道访问量同比翻番(Jones et al. 2022:1738-1739)。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则纷纷部署机器同传、机器辅助翻译系统，显著提升多语种文件的发布效率。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表明，引入机器翻译后，联合国6种官方语言文件的发布时间缩短近百分之五十(Marisela et al. 2023:484-503)。种种迹象表明，人工智能翻译正成为全球信息流动的“新引擎”。
2.2 人工智能翻译助力全球语言文化多样性传承
文化和语言多样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然而，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一些弱势语种和边缘文化常常面临被淹没的危险。人工智能翻译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全球信息流动失衡的现状，维护语言生态的多样性。以往受限于平行语料匮乏，一些稀有语种很难获得高质量的机器翻译服务。如今，得益于跨语言迁移学习、小样本学习等技术进步，机器翻译对低资源语种的支持能力显著提升，即使在语料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也能生成较高质量的稀有语种译文(Ranathunga et al. 2023:1-5)。机器翻译的语种覆盖面不断扩大，使得边缘语言在数字空间获得更多传播渠道。以谷歌翻译为例，其目前已支持133种语言，从非洲语系的斯瓦西里语到大洋洲土著语系的毛利语，从濒危语言满语到人工语言世界语，这些曾经难觅踪迹的语种正借助机器翻译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有研究发现，得益于机器翻译，近几年维基百科上毛利语、豪萨语和阿姆哈拉语等一些罕见语种的内容贡献量实现了倍增式增长(Balmer 2023:1253-1255)。通过开发面向小语种的翻译引擎、数字词典等智能语言服务，这些边缘语种内容的传播有助于保护濒危语言，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也能促进边缘群体的声音在全球舆论场中获得更多关注。可以说，人工智能翻译为语言公平和信息平权提供了新契机。
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翻译还为一些偏远地区和文化边缘群体的数字赋能提供新路径。随着人工智能翻译的普及，越来越多弱势群体有机会通过数字平台讲述自己的故事、传播本土文化。譬如，近年来阿尔及利亚和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的英文推特用户快速增长，推文中不乏机器翻译痕迹(Dhiman, Toshniwal 2022:117-338)。可以预见，低资源语种机器翻译的持续突破，机器翻译覆盖的语种不断丰富，人工智能翻译将进一步拓宽全球文明互鉴渠道。
2.3 人工智能翻译赋能外交场域信息互通
外交是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桥梁。在数字时代，外交话语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不同于传统外交途径，数字外交更加注重精准传播和互动参与。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发展，为各国开展公共外交、塑造良好国际形象提供新的可能(黄忠 2024)。一方面，机器翻译可大幅提升外交信息的传播效率。借助机器翻译，外交部门可在第一时间生成多语种的新闻稿、演讲稿、公报等，迅速占领国际舆论制高点。面对突发事件和重大主场外交活动，机器同传“高、快、准”的优势更是凸显出来，有力提升国家政策主张的传播时效性。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翻译在情感化、个性化传播方面潜力巨大。通过智能写作、对话生成等技术，外交人员可针对不同国家受众的文化语境、认知特点，量身定制传播内容，大幅增强外交话语的亲和力。2020年，我国外交部就在推特利用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快速推出7国语言版的抗疫政策宣介资料，有力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疫情防控努力的认知(Sebastian 2023:52)。
3 人工智能时代翻译与国际传播面临的挑战
尽管人工智能翻译赋能国际传播展现出巨大潜力，但翻译质量参差不齐、数据垄断导致的马太效应、译者角色面临重塑、版权伦理等问题亦日益凸显。如何推动技术创新与人文关怀相结合，维护文明多样性，构建多元包容的全球传播秩序，有待进一步探索。
3.1 机器翻译质量有待提升，语料同质化问题凸显
近年来，虽然神经机器翻译在提升译文流畅度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语义准确性、逻辑连贯性、语用得当性等方面仍存在短板。由于缺乏对语境的整体把握，机器翻译容易出现词不达意、前后矛盾等问题。对于专业性较强、语义隐晦的文本，机器翻译的表现更是差强人意。在国际政治、外交等敏感领域，机器翻译的细微偏差可能引发严重的信息失真，甚至酿成外交事故。譬如，2018年谷歌翻译将西班牙语版《世界人权宣言》中的“自由、平等”错误翻译为“奴役”,引发外交风波(Titone, Tiv 2023:9)。此外，机器翻译生成的译文常流于字面意思的直译，缺乏语境适配性。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之一在于机器翻译系统高度依赖海量双语平行语料。由于优质平行语料获取不易，各大机器翻译平台不得不频繁使用联合国文件、欧盟文件等公开语料进行训练。这种语料的同质化倾向导致机器翻译系统在应对不同体裁、风格、语域的文本时捉襟见肘。另外，文学、法律和科技等领域往往需要行业特色鲜明的定制化翻译模型，但目前通用的机器翻译系统并不能完全满足这些垂直领域的需求。因语料单一导致的译文同质化问题，一定程度上限制机器翻译的适用范围，难以满足个性化、精准化传播需求。
3.2 版权归属不明，数据垄断问题凸显
人工智能翻译的生命线在于算法模型和训练数据。然而，在引入人工智能技术的翻译系统开发过程中，语料的合法获取、标注与使用、译文的版权归属等问题尚未厘清，已引发众多争议。为改进翻译质量，机器翻译厂商常需要从网络抓取海量语料，或利用人工译者提交的翻译记忆库对系统进行二次训练。这些做法在知情同意和利益分配等方面是否合乎伦理，尚无定论。机器翻译系统生成的译文成果应当归属谁，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法律问题。在数字版权方面，国内立法和执法实践尚不完善，难以为机器翻译的良性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未来，平衡创新与规制、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完善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体系，都将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
作为数据驱动型产业的代表，机器翻译呈现出明显的规模效应特征。海量语料资源意味着话语权，因而掌握数据就掌握了行业发展的主导权。当前，谷歌、微软等跨国巨头依托雄厚的资本和技术优势，对机器翻译市场形成寡头垄断之势。中小企业受限于语料积累不足、缺乏核心技术，在同质化竞争中节节败退，行业生态日趋失衡。与此同时，全球数字鸿沟加剧机器翻译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人工智能底层算法、算力支撑等方面具有先发优势，主导着全球机器翻译的技术路线，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卡脖子”之势。南北国家在数字主权问题上的矛盾日益突出。如任由跨国巨头主导机器翻译的数据“圈地运动”,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数字话语权的提升。从国际传播视角看，西方国家可能利用在人工智能翻译领域的领先地位，塑造有利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话语体系，而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可能进一步边缘化，导致全球传播秩序失衡。由于算法偏见，机器翻译系统甚至可能放大原文本中的刻板印象和意识形态导向。譬如，有学者发现，谷歌翻译等平台将医生、厨师等中性土耳其职业更频繁翻译为“他”而非“她”,体现出性别偏见(Prates et al. 2020:6370)。可见，如果人工智能翻译加剧语言和文化霸权，将会削弱国际舆论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不利于不同文明平等对话。对此，国际社会应携手应对，加强机器翻译领域的交流合作，在确保创新活力的同时防止资本垄断，在维护发达国家合法利益的同时照顾发展中国家诉求，推动构建开放包容、普惠共享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新格局。
3.3 人工智能翻译冲击译者生存空间，译者角色面临重塑
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可轻松获取免费、便捷的人工智能翻译服务。尽管机器翻译在质量上尚难以完全替代人工，但在翻译速度、成本等方面的碾压性优势已不可忽视。以敏捷、颠覆性创新著称的人工智能正加速渗透语言服务市场，传统人工翻译行业正面临巨大冲击。对于广大译者而言，机器翻译的“降维打击”可能导致工作机会锐减，生存空间持续压缩。如不能及时升级技能、拥抱变革，译者群体将面临“去技能化”的困境。面对人工智能的“碾压”,译者唯有充分发挥人类语言的外延性、创造性优势，提供高附加值的知识服务，才能在残酷的人机竞争中突围。这意味着译者须加快向翻译项目管理、译后编辑、机器翻译模型训练等方向转型，掌握更多跨学科技能。然而，现行翻译人才培养体系尚未适应这一变革，普遍存在重翻译技能、轻数字素养的问题。部分高校翻译专业仍沿袭传统“语言+翻译”的培养模式，缺乏人机协同、译后编辑等新兴方向的课程设置，难以为职业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人机协同翻译背景下，译者角色的模糊定位也引发一系列职业伦理问题。面对层出不穷的机器翻译黑箱，译者应当坚守何种伦理底线，尚无定论。例如，译者是否有义务对机器译文进行全面审校，若因疏于把关造成不良影响，是否应承担责任；译者直接使用机器译文，是否构成对智力成果的不当占有；译者署名发表的作品实际出自人工智能之手，能否视为学术不端行为；面对可能存在的算法偏见，译者在多大程度上有义务进行干预，又该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的边界。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有赖于行业规范、职业道德准则的持续完善。在人机分工日益密切的未来，如何明确划分人机责任边界，既充分释放人工智能赋能翻译的潜力，又坚守职业伦理操守，将是行业良性发展亟需破解的难题。
4 推动人工智能翻译与国际传播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质生产力正在重塑全球数字经济，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影响各个行业。以机器翻译为代表人工智能翻译正深刻影响国际传播格局，为全球信息流通、民心相通注入了强劲动力。未来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人工智能发展图景中把握人性化、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等核心诉求，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工智能翻译在服务全球治理、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推动人类文明互鉴中的积极作用，值得深入思考。
4.1 加快人工智能翻译与国际传播理论体系构建
当前，人工智能翻译研究主要集中于机器学习算法、深度神经网络等技术层面，对其影响国际传播的作用机理、实践路径等缺乏系统思考。未来，应推进计算机科学、语言学、传播学和伦理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加快构建人工智能翻译传播理论体系。一方面，要从国际传播视角剖析人工智能翻译的价值功能、运行规律、风险挑战，深化对智能翻译生态的认知。如何权衡智能翻译的传播效率与文化失真风险、通过人机协作模式避免“算法霸权”、用好数字治理手段应对跨文化误读等，均亟需通过理论构建给出应答。另一方面，要结合国际传播实践，以问题为导向开展对策研究，为人工智能翻译在国际组织、国家机构、跨国企业等不同场域的传播应用提供理论指引。如联合国语言服务面临的机器翻译应用场景复杂多样，如何分场景设定人工参与的触发阈值、把控译文发布的程序规范、评估政治敏感内容的翻译风险等，均有待学界给出系统方案。
此外，我们还应重视人工智能技术赋予语言的新内涵、新形态，加强人工智能语言服务的国别化、本土化研究，探索多元文明在机器语言环境中实现平等对话的有效路径。同时，应积极评估算法伦理、数据主权等对国际传播秩序的影响，厘清人工智能翻译赋能国际传播治理的价值边界。譬如，面对跨国数据流动中的隐私保护问题，如何在确保安全的同时促进智能语言服务行业创新。因此，推动形成国际共识、制定行为规范十分必要。
4.2 完善人工智能翻译标准规范
行业标准规范是人工智能翻译赖以健康发展的基石。当前，我国在机器翻译质量评估、数据安全治理、服务流程管理等方面尚缺乏统一标准，行业发展面临体系化、规范化不足等短板。未来应以标准助力创新，加快构建全面系统的人工智能翻译标准规范。首先，要制定并完善机器翻译质量评估国家标准。整合语言信息处理、人工智能和翻译学等领域的权威专家力量，构建科学规范的质量评估指标，既为行业监管提供客观抓手，又为用户选择提供参考依据。其次，要完善机器翻译服务的过程管理标准。聚焦数据采集、人机交互和质量控制等关键环节，制定明晰、可操作的服务规范，引导行业形成质量为先、体验为要的发展导向。此外，还要加快建立健全机器翻译数据安全标准。以《数据安全法》为框架，明确数据采集、存储、使用等各生命周期环节的安全管理要求，切实维护数据产权。同时，鼓励有实力的企业牵头或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提升我国机器翻译在全球语言服务市场的规则话语权。可以说，只有以标准化助推机器翻译产业高质量发展，才能更好地服务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4.3 创新人工智能翻译人才培养模式
高水平人才是把握人工智能翻译发展主动权、赢得国际传播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当前，国内高校在人工智能翻译领域尚缺乏成熟的人才培养方案，相关课程设置、教学模式等亟需优化。未来，要鼓励高校聚焦行业发展需求，深化产教融合，加快人工智能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开设自然语言处理、机器翻译项目管理、人机耦合语言服务等新兴交叉课程，促进语言学、人工智能、国际传播等多学科协同育人。同时，探索建立专业学位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衔接机制，为职业发展提供多元化路径。此外，还要面向人工智能翻译开展应用型技术人才培养，建立健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协同育人机制。在职业认同方面，要加大对译者工作的宣传力度，完善激励保障机制，提高全社会对翻译工作的认同，提升职业吸引力。
4.4 拓展人工智能翻译与国际传播应用场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为新时代国际传播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人工智能翻译与国际传播的深度融合，为加快构建具有强大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不断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开辟了新渠道。首先，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翻译便捷、高效的技术优势，丰富对外宣介的内容形式。如在重大主题宣传、突发事件报道中，运用机器同传、跨语言信息检索等技术，及时传递权威信息、引导国际舆论。运用智能写作、机器创作等技术，多语种、多形态、多维度讲述中国式现代化故事，提升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其次，要推动智能翻译技术与国际传播渠道、平台的创新融合。大力开发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的同声传译、实时字幕等功能，打造沉浸式的跨文化交流体验。以短视频、H5、VR、AR等人工智能表现形式，讲好“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理念。再次，要统筹人工智能翻译在公共外交中的应用布局。支持驻外使领馆利用智能客服、机器人写作等技术，提升涉外法律服务、领事保护的时效性和精准度。鼓励海外中资企业利用人机协同翻译，搭建多语言官网，讲好中国企业故事。此外，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大人工智能翻译普惠应用，助力提升教育、医疗、数字治理等领域的语言服务水平，彰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概言之，加强人工智能翻译传播应用布局，提升对外话语体系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是新时代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重要着力点。
5 结束语
人工智能翻译技术日益成为驱动全球信息流动、重塑国际舆论格局的新引擎。人工智能翻译有望突破传统人力翻译的时空局限，大幅提升信息跨语言转换的效率和广度，为塑造国家形象、传播本国声音赋能。同时，机器翻译成本的不断降低将显著降低语言壁垒，使得偏远、低资源语种地区有机会更多地参与全球性议题讨论。可以预见，未来全球传播格局将因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广泛应用而日趋多元，不同文明间平等对话、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然而，人工智能翻译在推动跨文化交流的同时，也给全球传播治理带来新挑战。算法偏见、隐私保护和数据主权等问题亟需引起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可能加剧优势语种的话语霸权、增大数字鸿沟、边缘化弱小语种的生存空间。此外，机器翻译质量的参差不齐、版权伦理的失范乱象也引发广泛关切。面对人工智能浪潮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对话合作，在科技治理、平台规制和行业自律等方面形成更多共识，平衡创新与规制、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共同引导人工智能翻译朝着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
国际传播能力已成为国家综合国力、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推动人工智能翻译与国际传播事业深度融合，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必由之路，也是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未来要加快人工智能翻译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智能语言服务制高点。要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伦理研究，确保人工智能造福人民、服务人民。同时要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推动建设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