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什么是好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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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好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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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

什么样的语言是好的,什么样的语言是不好的。这个,我还得回过头来说一遍,就是语言的重要性的问题。现在不但是中国,而且是世界上研究文学的人开始十分注意这个问题。现在国外有文体学、文章学。我们中国的文艺评论家开始用科学的态度来研究语言问题,但是还不很普遍。我觉得,我们文学评论理论要开展文体学、文章学。

什么是好的语言,什么是差的语言,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准确。无论是中国的作家、外国的作家,包括契诃夫这样的作家曾经说过,好的语言就是准确的语言。大概有几位欧洲的作家,包括福楼拜这样的作家都说过这样的话:每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作为一个作者来说,你就是要找到那个最好的说法。

文学语言,无论从外国到中国都是有变化有发展的。我觉得从二十世纪以后,文学语言发展的趋势是趋于简单,就是普普通通的语言,简简单单的话。

我们都知道,文学语言上有很多大师。比如说屠格涅夫,他的语言很讲究,很精致,但是现在看起来,世界上使用屠格涅夫式的那种非常细致的描写人物、或者是景物的语言的作家不是很多的。英国有个专门写海洋小说的作家,叫康拉德,他的那个句子结构是很长的。这样的作家可能还有,但是较少,从契诃夫以后,语言越来越趋于简单、普通。比如海明威的小说,他的语言就非常简单。句子很短,而每个句子的结构都是属于单句,没有那么复杂的句式结构。所以我认为年轻的同志不要以为写文学作品就得把那个句子写得很长,跟普通人说话不一样,不要这样写,就是用普普通通的话,人人都能说的话。

但是,要在平平常常的、人人都能说的,好似平淡的语言里边能够写出味儿。要是写出的都没味儿,都是平常简单的,没味儿,那就不行。难就难在这个地方。准确,就是把你对周围世界、对那个人的观察、感受,找到那个最合适的词儿表达出来。这种语言,有时候是所谓人人都能说的,但是别人没有这样写过的。

你比如说鲁迅写的小说《高老夫子》。它里边的高老夫子这个人是很无聊的人,他到一个女子学校去教书,人人劝他不必去,但是他后来发表感慨,他说“我辈正经人,确乎犯不上酱在一起。”酱,就是那个腌酱菜的酱。南方腌酱菜,萝卜、黄瓜、莴苣什么的,一块放在酱缸里,酱在一起。他这个词,“酱在一起”,肯定是个绍兴话。但是谁也没有把绍兴那个“酱在一起”的词儿写进文学作品里边去过,用“混在一起”,或跟他们同流合污,或用北京话说,“跟他们一块掺合”,都没那么准确。“酱在一起”,味儿都一样,色儿都一样。你看起来这个话很普通,绍兴人都懂,你们云南人可能不懂,但绍兴人懂什么叫酱在一起。你们云南人泡酸菜,什么东西都酸在一起,都是一个味儿,一个色儿。比如说我那个老师(你们云南人都知道我是沈从文先生的学生)他那个《湘行散记》里有一篇散文,当中说:“我就独自一人坐在灌满凉风的船仓里。”这个“灌”字也是很普通的,但是沈先生用的这个字把他的感觉都写出来了。“充满凉风”。或是“刮满凉风”都不对,就是“灌”满凉风,这个船舱好像整个都是灌满凉风的船舱。所以语言要准确,要用普普通通的、大家都能说的话。但是别人没有写过这样的字,这个是不大容易的。

有人说写诗要做到这种境界:“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你看着普普通通好像笔一下就来,这个可不大容易。你找到那个准确语言就好像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