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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末叶以来，整个西方学界“正历处一个惊人的翻译理论高潮期”。而当代翻译研究的一大趋势是在研究方法上逐渐朝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综合性的方向发展。当今的学术界，无论是文学批评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还是心理学家，几乎拥有各种不同学术背景的理论家都一定程度地涉足翻译，并从各个“他者”的角度来审视翻译活动，讨论翻译问题，从而呈现出当今翻译理论界一幅“多音齐鸣”的后现代新景观。

作为当代西方解构批评的圣手，昔日美国“耶鲁学派”四大主将之一的希利斯·米勒曾就翻译问题有过一些精辟的论述。与西方众批评家有着显著不同的是，在批评方法上，米勒更注重实用批评和修辞性解读。因为在他看来，没有阅读就不成其为理论，理论与阅读本应是天生的一对。换句话说，米勒有关翻译话语的陈述，大多是伴随着他对经典作品的意义追踪看似不经意间提出的（尽管也不乏其连贯性），其讨论的话题却常为同时代其他解构批评家所涉猎，这也注定时人就其翻译思想除某些侧面偶有涉猎外，其他则甚少受到过多的观照。然而，他的若干理论仍有其独到之处，是当代翻译理论特别是解构主义流派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本章试图在解构主义互文语境中，结合相关的现当代翻译批评理论，对比较文学大家米勒就翻译问题提出的若干论点进行剖析。文中还将在科学主义大潮影响现代学术研究范式的背景下，讨论其译论话语的特殊呈现方式，并就当前译学研究中出现的若干问题提出反思意见。

第一节 翻译即跨越边界

诚如人言：“翻译不是解构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全部，不是各种问题中的一个，而是问题本身。”我们在探讨翻译理论问题时，如果“深入到语言哲学的问题中去，进而涉及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词与物之间的指涉问题，能指与所指的不确定性问题，表达与意义的分离问题，专有名词与普通名词之间的关系问题”，就会发现这点在解构主义批评中是尤其如此。

事实上，当代解构批评家都特别注重语言的批评，他们普遍希望通过对语言的批评，颠覆西方哲学中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及其相关的一切。作为当今解构批评重要代表人物的米勒，就翻译问题的讨论正是以语言为突破口，亦即以本领域某些关键术语为切入点进行解构。而且他那深厚的跨学科研究根基，必然会让他从相关的学科中获得灵感。这里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他将比较文学领域的“跨越性”概念和解构批评中“边界”概念引入对翻译定义的解构。这点在他的《跨越边界：文学理论的翻译》（“Border Crossing：Translating Theory”，1993）一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此文是根据他在台湾中研院发表的演讲改写而成，后收入他的演讲论文集《跨越边界：翻译·文学·批评》（New Starts：Performative Topographies in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1993)。

20世纪80、90年代，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先后撰写《理论旅行》（“Travelling Theory”，1983）和《再议理论旅行》（“Travelling Theory Reconsidered”，1994）两篇文章，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旅行”观，引起了世界学术界广泛讨论。“但萨义德并没有专门提出翻译对理论传播的中介作用，只是强调了理论的旅行所可能引起的变异。”萨义德是米勒的挚友，他们之间常有不少有益的交流。米勒的这种思考多少与20世纪下半叶盛行的“理论旅行”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此文标题直接借用萨义德的《理论旅行》一文之标题就是最好的证明。在该文中，米勒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文学理论对翻译的拒绝与接受问题；二是文学理论翻译中的误译问题。

循着意义的踪迹，首先米勒解构了“翻译”（translation）一词的原始含义。英文“translate”来自拉丁文“translatus”，意指“转移”“迁移”“搬动”“传移”，强调的是空间面向和越界行为，仿佛具体的对象是“从某地被带至另一地”，从而跨越语言、文化、国家、民族疆界，而在另一种语言、文化、国家、民族的脉络中落地生根，成长繁衍。无独有偶，在希腊语中，“metaphor”（隐喻）一词最初也有“带过”（carrying over）的意思。这也决定了翻译的最初定义必然带有隐喻性，翻译无非是某一原作在另一语言中一种广义的隐喻式对等。同样在德语中，几个表示“翻译”的语汇，如“Übertragung”“Übersetzung”都具有“带过”“重新放置”等含义，它蕴涵了一种语言所写下的东西一经挑选，随即被运送并安置到别的地方。用隐喻式或修辞性语汇来表述，就是要跨越边界。翻译实则包含一个“被运载并跨越语言与语言、国家与国家、文化与文化间界限”的过程。任何作品一经翻译，实际上都经历了一个换位、运送和跨越的过程。而且一旦跨越了边界，就会一定程度地“打破某类词语或语言独霸天下的格局”。

在过去漫长的翻译理论史上，人们就翻译所下定义不下数百个，可惜多数只抓住其中一两个特质，说的话语也多欠周全。这中间以美籍俄裔语言学家罗曼·雅可布逊（Roman Jakboson）就翻译的区分最具权威性，尽管德里达等对此颇有微词。在那篇《论翻译的语言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1959）中，雅可布逊区分了三种类型的翻译：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语内翻译是指在同一语言内用某些语言符号去解释另一些语言符号，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改变说法”（rewording）；符际翻译就是通过非语言的符号系统去解释语言符号，或用语言符号去解释非语言符号，这也是人们常说的“跨类翻译”（transmutation）。米勒所讲的翻译，实则属于雅可布逊所谓“语际翻译”的范畴。也就是在两种不同的语言间进行的翻译，亦即用一种语言符号去解释另一种语言符号，这也是人们常说的严格意义上的翻译（translation proper）。米勒给翻译所做的界定，抓住了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翻译具有跨越性特质。因为有了跨越，才可能在异延（differed／deferred）中突破语言的局限，并从中搭建起连通的桥梁。翻译实质上是要突破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边界而进行的交互活动，且多是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民族间进行的。尽管将翻译与边界概念联系起来并非始于米勒，早在他之前德里达曾使用过“边界线”（borderline）这一概念。不过，米勒的定义刻意强调了其跨越性一面，特别是他指出翻译是在异质文化间进行的交互活动，这就使该定义更具现代性一面。事实上，在当代西方翻译研究诸流派中，正是其中的文化学派发出了自己的最强音。

与此同时，米勒还提出另一类翻译，这点也颇具学理价值。他曾经这样描述过这类翻译：

即使一部作品被属于另一国家和另一个文化的人以原文来阅读，也可以说是被“翻译”，也就是说，被移置、转口、带过去。以我自己的情形来说，早先对普莱的作品以及后来对于德里达的作品的阅读与理解。无疑在他们看来不只是有点奇怪——即使我能读他们的法文原作。虽然我读的是普莱和德里达的原文，却把他们“翻译”成我自己的用语，以利于在特定的美国大学的脉络中来教授英美文学或写文章讨论英美文学。

其实，早在米勒之前，翻译理论诠释派代表人物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他的《通天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1975）曾有过“理解即翻译”（Understanding as Translation）之说，斯坦纳所说的这种翻译，多少涉及两种语言间的交互活动，算得上是这种思想的初步萌芽。不过，为何可将阅读原文视作一种翻译呢？就此，米勒以阅读乔治·布莱和德里达的作品为例进行阐发。他解释自己当初阅读的尽管是法文原著，但在阅读中不自觉地将这些作品译成自己习惯的话语，以便为自己将来在美国这一新的文化语境中从事教学和写作提供方便。这种未曾见诸纸上，但在阅读者内心进行的翻译行为，可是雅克布逊三项区分细目中未曾描述到的。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两个世纪以前语言学界的一桩公案。早在19世纪末叶，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t）等曾提出过语言可作外部和内部之分。所谓外部语言（external language）强调的是那种音义间的紧密结合，尤其是诉诸人们听觉的一面；内部语言（internal language）则是人们在进行阅读和思考时使用的语言，它是那种不易觉察又缺乏逻辑和语法规则的特殊型语言。尽管这一假说并未立刻得到时人的认可，但是到20世纪的初叶，语音频谱仪的发明很快证实这种内部语言的存在。米勒所说的这种翻译，应该与洪堡特等所说的内部语言有类似之处。它虽然未必见诸文字，却是经由阅读者内心得以实现的一种翻译行为。

总的来看，无论是上述这种通常意义上的翻译，还是在阅读原文时内心进行的翻译，都是在两种语言间进行的翻译活动，二者虽然形式不同，开展的方式有别，都可归入雅可布逊所谓语际翻译的门下。不过，米勒这种着眼于文化互动层的隐喻化界说，使得翻译定义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只要是跨文化、跨国界、跨语言的翻译行为，都可归入他所谓“跨越边界”的范畴。而且，他的概述相对于同时代其他界定也更生动、更形象，又言简意赅，更具包容性。这样就使人们从传统的以“对等”为皈依，“拘泥于狭窄的语言字面的困境”和忠实于原作的翻译观中解放出来，从而适应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国家语言和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需求。换言之，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信息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崛起使得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尤其密切，而翻译无疑充当了信息传播的一种工具。因此，翻译自然也就具备一种“建构文化”的作用。可以说，米勒对翻译活动的界定，使“翻译作为介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边缘地带的一门学科”，有了自己的存在方式，并获得了新生，这算得上是对现代翻译理论建设的一项贡献。近年来，他的这种理念也逐渐为学界所沿用，尤其是那些从事跨文化研究同时涉足翻译领域的学者使用得最频繁。

第二节 翻译：在可译与不可译之间

在当代解构文论批评中，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颠覆所谓有一种普遍语言（universal language）存在的可能性。而达此目的之唯一途径，就是要证明语言自身的局限性。同时这种讨论的“出发点并非基于某个点，而是某种差异（difference）。”也就是说，只有从差异出发，方能凸显语言的局限性。这点在任何解构批评家的论述中都有较明显的体现。通过对“翻译”的定义做过一番本体之思后，米勒自然也在思考众解构批评家反复讨论的问题，即翻译中的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问题。

（The Ear of the Other）

通常解构批评家都十分注重研究问题的历史传承性。早在20世纪70、80年代，米勒曾认真研读过本雅明那篇著名的《译者的任务》（“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1969）以及保罗·德曼相关评论文章《结论：瓦尔特·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Conclusions：Walter Benjamin’s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1985）中关于不可译的思想。本雅明曾声称：翻译就像艺术作品一样，它不专以传达原作意义为己任。如果翻译旨在转换并传达原作的内容，它只能转换并传达原作非本质的东西，这样的翻译必然是糟糕的翻译。好的翻译是那些不以读者为服务对象，不试图传达什么，也不试图转换并传达那难以言表的诗意译品。因此，“译者的任务就是要解放他自身语言中被流放到陌生语言中的纯语言（pure language），在对作品的再创造中解放被囚禁在那部作品中的语言。”在这种纯语言中，一切信息，一切意义，一切意念，最终都在同一语言层遭遇，并注定在这里消亡。翻译永远指向这种具有中介表述（intermediary representation）性质的纯语言。后来，德曼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中运用他的阅读理论分析了《译者的任务》。他的解构对象主要是佐恩（Harry Zohn）英译本和根狄勒（Maurice de Gandillac）法译本的几段文字。他详细剖析了两家译文与德语原文之间的差异，从而印证了本雅明文中“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这一主题。在《阅读的伦理》（1988）一书的末章，米勒就发挥了上述两家的思想，他的切入点正是那前在文本中的差异面，也就是抓住英译本中的部分遣词与原作间的差距进行了解构。而且，他还着重就本雅明的两个比喻——破碎的容器以及圆与切线进行不厌其烦地分析，强调译者要追求这种纯语言，就得突破那些陈腐语言的障碍，通过对原作再创造来解放那囚禁在原作中的语言，从而在自身语言中释放出被放逐在陌生语言中的纯语言。然而，意义本身 

却像本雅明所描绘的那样，又会“从一个深渊跌入另一个深渊，直到它即将丢失在语言的无底深渊里”。也就是说，翻译活动尽管成了既成的事实.但翻译中总有诸多不可传达的因素。

既然文本是不可传译的，又是何种因素促使人们不断地从事翻译呢？在这一点上，米勒自然将它同当时正在思考的阅读中的伦理问题（ethical stance）联系起来。在他看来，译者的内心时刻都有一个“我必须”（I must）的观念在作祟。这种责任感属于先验的范畴，它是与生俱来的，是一种先天的不依赖于经验的伦理意识，即康德所谓“实践理性”，它是一种不具社会性、不从世俗功利出发的“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在此，“绝对”意即服务于伦理本身之外别无其他的目的；“命令”则是因为它只是“应当”做的，而不是“实际”这样做的。正是有了这种先验的伦理观，加上译者意念中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追求精神，才不断地有了种种翻译活动以及相关的翻译批评产生。尽管将翻译与伦理问题结合起来思考并非始于米勒，而且后来一些与解构批评有着某种渊源的批评家都一定程度地涉猎过此类问题，比较典型的就有阿罗约（Rosemary Arrojo）、连恩-美尔西尔（Gillian Lane-Mercier）、科斯肯冷（Kaisa Koskinen）、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等，但他们侧重的多是翻译中一些伦理现象——“技”的层面，很少像米勒那样能上升到哲理的高度——“道”的层面。事实上，米勒的分析曾经在西方文论界有过强烈的反响，然而在翻译领域至今未见任何回应，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诚如前面提到的那样，与当年同在耶鲁大学执教过的解构批评家德里达等刻意于哲学上的探讨稍有不同，在批评方法上米勒特别注重实用维度。也就是说，他总是不断地将解构批评方法运用到经典文献解读之中，并善于将自己的论述与具体的理论批评联系起来，其中自然带出批评者一系列睿智的思想。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一篇题为《不可译，非常译》（“Translating the Untranslatable”，1990）的文中，结合着评论朱迪斯·莱安英译歌德的名著《亲和力》（Elective Affinity），米勒就翻译中一些不可译性的具体问题展开过讨论。新译本系美国纽约沙尔康普出版公司推出的维尔布里（David E．Wellberry）主编的十二卷本《歌德文集》（1988）第十一卷中的一篇。此前曾有过弗罗德（James Anthony Froude）与波伊兰（R. Dillon Boylan）和霍林德尔（R. J. Hollingdale）两家译本。此次新译本的主编抱定这样一种信念：翻译能够在不造成重大缺损的情况下自然地进行。而且，他说得很谦虚，读者即便不能通过德文直接阅读歌德，至少可以通过英译本来阅读，该译本虽然不敢确保是完美无缺的，但有总比全无要好得多。早在米勒以前，德里达等曾就“意义或真理能够在不发生实质性损失的情形下进行转换”这一传统命题进行过解构，米勒虽已申明自己并非要针对该论点，他还是接过其他解构批评家的话题，结合着莱安英译《亲和力》，追问了原作中那些不可迻译的方面。

其实早在米勒之前，本雅明曾撰文讨论过歌德的这部名著。他认为《亲和力》具有一种特殊的威慑力（disturbing power），深谙此中味者会为此拍案叫绝，不识此中趣者会顿生反感，只有在那些淡漠的人中不会掀起任何涟漪。正是这种威慑力，使得该作成其为博大精深又令人神往之魅力所在。米勒就此提出的问题是：该作所具有的这种威慑力，这种巨大而神奇的魅力是否可以传译？换句话说，是否可以将它从一种语言传输到另一种语言？如果不能，又是何种因素妨碍它逾越这一语言的深渊？按理，这一深渊本可通过翻译来搭建起桥梁，并将其连通。米勒接下来的剖析仍然是从解构翻译本义入手的。在他看来，无论是英文中的“translation”还是德语中的“Übersetzung”，都含有一种“输送行为”，其中自然包含要从原作选取意义，并传输过去，然后在译入语中选准位置将其置入其中。既然在这一翻译过程中首先要就原作的意义进行取舍，这样势必会造成某些实质性东西的丧失。以该译本为例，他认为那些最不可选译的因素主要体现在原文那种庄严的文体，相应的语气语调、行文节奏，以及习语和句式等。它们有些可归入语义的层面，有些则属于修辞的范畴，这些实难准确地传输过去，更难以在英文中找到适当的对等形式。其中最难传译的是那些看似简单又似曾相识，并具有相同词根且常成对出现的词语。而最有趣的莫过于作者在德文标题“Die Wahlverwandischaft”中所玩的文字游戏，歌德在这里借用了瑞典化学家白格曼（T．O．Bergman）于1774年创立的拉丁术语“attractions electivae”，并赋予它新的含义。该词译成德语为“Walverwandtschaft”，意即“选择的亲缘关系”。其中“verwandt”或“verwandte”在日常德语中就有“相关、相连、类似”等涵义。要从英语中选取相应的词语来对译它，不是意义过窄，就是过于宽泛，从而造成两种语言间不对应、不吻合的现象。如德语中的“Zug”一词既有火车的意思，也有面貌的意思；德语中的“Bild”同时表示画像、肖像、比喻等义，而英语中的“image”一词尽管也有类似的意义，但在表示“图像”和“肖像”时就没有德语来得直接明了。在整部《亲和力》小说中，“Bild”一词出现的频率又特别高，要翻译这种具有多重含义的词语，译者总是面临着双重困难：要么只取其字面意义，要么只取其修辞意义，二者同时能满足的情形甚少。尤其是遇到作者故意玩弄文字的时候，真不知该何从入手。相比而言，这种现象在英语与法语间就没有这么明显。后来，米勒解释道：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现象，并不在于这些词语过于地道，或者它们在原作中纯系双关或同形同音却异义的用法，而无法传译。归根结蒂还在于所选取的“英语对应词，无论在语义还是修辞范围上都与德文中原来的用词不相吻合”。无论怎么说，这类造成差异性的语汇，对于任何译者都是一大挑战。尽管如此，“我们头脑中存着类似的比喻和词语系统”，这也为翻译提供了可能性，虽然损失是难免的。这种观点一直到他撰写出《解读叙述》（1998）时仍然坚持；同时也见于他与别人的交流中。

如果说上述剖析还只是从微观方面展示米勒的解构习惯，在宏观解构方面米勒也有一些论述值得留意。表现之一就是他曾花了较多的篇幅，将上述不可译性思想联系到抽象的理论层，然后就翻译问题展开讨论。在《跨越边界：翻译·文学·批评》的“前言”中，米勒曾提出过一系列的问题：

当理论作品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或传递到另一个文化并在那里产生效应时，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诗歌或小说中的风景描述有何作用？这种描述如何对读者产生伦理的要求，或迫使他担负伦理的义务？在何种意义下可以说文学作品为读者或读者的社群提供新的开始？显而易见，这四个问题密切相关，也都是下列问题的不同面貌：文学或理论如何能在读者的文化中肇始、产生作用，而不只是反映或描述那个文化？

总的来说，在理论的翻译方面，米勒的基本观点是：与其他任何东西一样，理论是可译的，同时也是不可译的。这实际上是在重申德里达提出的解构主义翻译原则：一方面，任何东西都是可译的，也许尤其是“理论”，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理论涉及抽象的和普遍的事物，如其名称所示（至少在西方语言中是如此）；另一方面，理论又是不可译的，因为理论永远无法体现原语的地貌特征（local topographies）。也就是说，试图将理论完整无损地“照搬”至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文化、另一种制度，而不被改造成习惯的表达方式，并适用于另一种语言和文化的特殊状况，这简直是不可能的。这里所谓另一种语言和文化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源语状况不兼容的。在此种情形下，“翻译”必须做强义解，表示或多或少地发生根本的改造，而非中立地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照搬。既然语言的运作方式是无法被完全概念化，那是因为存在着语言的他者，即所谓源头的缺失，然而它却不停地召唤新的阅读与翻译。其实，米勒早就承认过：不管理论在新的语言中如何被仔细地、忠实地翻译，它在某种程度上遭遇的扭曲总是难免的。而且，他还“主张来自一个语言、文化脉络的理论家在被译入另一个语言、文化脉络时，有些成分得以保留，其他部分可能转变，衍生新意”，然后达到以文字行事的述行效应（performative effects）。理论作品是一种强有力的言语行为，是用文字做事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就是促成或约束阅读行为。可以说，正是这些转变和衍生，其价值又十分巨大，故而被他称之为“新的开始”（new starts）。在通过对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活动进行了一番总体考察之后，米勒得出结论：“每一种文化都应该自由地占有另一种文化的理论，将其改造而用于自身的目的。”这就注定对理论的翻译活动永不会停息，而且他强调那些优势的文化更应承担起这一责任。

正如有论者指出的：

如果说，本雅明在讨论文学翻译时仅仅强调了译作的来世生命的话，那么米勒则依循这一思路，将其用于理论的翻译，并通过强调理论的翻译可以导致“新的开始”而在一个理论的层面发展了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来世生命说”。这应该说是他对赛义德的“理论旅行”概念的必要补充和解构主义的翻译原则的重要贡献。

这样的评价是相当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