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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佛经翻译、西学翻译和圣经翻译的翻译选材都大致经历了从入门级文本到经典文本，文本类型与数量逐渐丰富的演变过程。从过程哲学视角来看，文化经典汉译翻译选材的变迁是历史语境中各现实存在相互作用的结果，包括赞助人的利益、译语文化场域的需求、合作翻译模式、受众特征等。这启发我们，对于当前中国文化场域发起的文化外译活动，翻译选材应符合中国文化场域的利益，同时也应充分观照译语文化场域的需求，契合译者群体与目标读者的特征，以提升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关键词：文化经典；汉译；翻译选材；过程哲学；合作翻译

一、引言

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动对外译介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认同，是时代之需。而“译什么”利于彰显中华文化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利于提升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是有待深入探索的现实问题。

关于翻译选材这一议题，部分研究者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活动探讨了影响翻译选材的因素，主要包括意识形态、赞助人等。如吴莎和屠国元（2007）分析了译入语文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近代翻译选材的影响和操控作用；何琳和赵新宇（2010）通过对比“文革”前后《中国文学》的翻译选材特征，探讨了意识形态的影响；熊杰（2012）认为晚清新教传教士翻译选材既受赞助人的影响，也和晚清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曹顺发和李翠英（2023）考察了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的翻译选材特征，认为当时的权力场域、译者的惯习、来自名人名报的象征资本对译者的翻译选材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也有研究者为中国文学外译的翻译选材提出了建议，认为不必局限于严肃文学（胡安江、梁燕，2015）。现有研究为深化对翻译选材复杂性的认识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有待于从宏观视野梳理中国翻译史上翻译选材的变迁特征，探寻其一般规律，为当前中华文化外译提供借鉴。因而本文拟从过程哲学视角考察文化经典汉译翻译选材历时变迁，并探寻其原因，以期为中华文化外译的翻译选材提供参考。

二、过程哲学简述

两千多年来的西方哲学大致经历了四个转向：存在论、认识论、语言论、后现代传统哲学家认为世界是由“实体”构成的，而后现代哲学家则认为世界由“关系”或“过程”构成（王寅，2023：1）。其中艾尔弗雷德·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的过程哲学（或称“过程—关系”哲学）产生了广泛影响。

过程哲学认为，“现实存在”是构成世界的最终实在事物（怀特海，2013：23）。“现实世界是一个过程，过程就是各种现实存在的生成。”（怀特海，2013：28）对现实存在有两种描述方式：一是分析它对其他现实存在生成中的“客体化”有何潜在性；二是分析构成其自身之生成过程。一个现实存在是如何生成的，构成了这个现实存在是什么，因而现实存在的两种描述方式并不是互不相干的。现实存在的“存在”是由其“生成”所构成的，这就是“过程原理”（怀特海，2013：29）。对现实存在进行分析的第一步就是要把它分析为最具体的要素，以此来揭示它是各种摄入的合生，这些摄入来源于这种现实存在的生成过程；所有进一步的分析都是对摄入的分析。每一种摄入都由三个要素构成：从事摄入的“主体”，即以这种摄入作为具体要素的现实存在；被摄入的“材料”；“主体性形式”，即这个主体是如何摄入那些材料的。摄入有两种：一种为“肯定性摄入”，可称之为“感受”；另一种是“否定性摄入”，即“排除感受”的摄入。否定性摄入也有其主体性形式。在构成该主体之统一性的诸摄入渐进的合生过程中，否定性感受使其材料不再起作用。主体性形式包括情感、评价、目的、喜欢、厌恶、意识等（怀特海，2013：29）。创造性是新生事物的本原，生成是通向新颖性的创造性进展（怀特海，2013：35）。而由于现实存在是一个生成过程，存在着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生长，存在着整合与再整合的过程，因而“整个宇宙，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的生命都是由各种现实存在的发展所构成的一条历史轨迹，它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前后相继的杨富斌，2013：26）。从过程哲学视角考察翻译活动，我们可以将翻译活动的基本要素分别视为“现实存在”，而每一现实存在都是生成过程，而且相互摄入、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复杂的关系网。就翻译选材而言，在特定历史时期必然受到翻译活动中译语语境、赞助人、译者、目标读者等其他现实存在的影响，也反作用于其他现实存在。由于现实存在是一个生成的过程，翻译选材在不同历史时期必然呈现一定差异；由于现实存在的生成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生长，是一个前后相继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选材也必然呈现一定的关联性。因而从过程哲学视角分析中国翻译史上文化经典汉译翻译选材的变迁，利于认识翻译活动中各种关系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对当前中国文化外译的翻译选材决策具有借鉴意义。

三、文化经典汉译翻译选材的历时描述

一般认为，五四运动前的中国翻译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即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和清末的西学翻译（马祖毅，1986）。而明末清初和清末传教士在中国翻译西学最终是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争取空间，因而这一群体翻译西学时也推动了圣经翻译。无论是佛经翻译、西学翻译还是圣经翻译，都是将外语文化经典译入汉语语言文化,其翻译选材这一现实存在都是生成的过程，总体而言都经历了从入门级文本到经典文本，文本类型与数量逐渐丰富的演变，这一特征是历史语境中赞助人、译语文化场域的需求、译者群体、译语读者等各种现实存在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佛经翻译选材

佛经翻译的选材经历了从入门级文本到经典文本，佛典类型与数量逐渐丰富的演变。梁启超（2014：198-199）曾对佛经汉译翻译选材的演变历程予以勾勒：“以译本论初时多凭胡僧暗诵传译，后则必求梵文原本；同是原本也，初时仅译小品，后乃广译大经；同是大经也，初时章节割裂，各自单行，后乃通译全文，首尾完具。”佛经翻译选材的这一特征是佛经翻译历程中，君主与士大夫等赞助人、中国文化场域的需求、合作翻译的译者群体和佛教信众的特征等现实存在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佛经翻译选材是摄入了君主与士大夫等赞助人这一现实存在的结果。佛教初入中国之时，翻译模式为西域僧侣与本土僧侣的个人合作。“初期暗诵私译，为材力所限，故所出止于小本。”（梁启超，2014：268）随着佛教影响力逐渐扩大，且无论外来僧侣还是本土僧侣，宣扬佛教时都积极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因而僧侣这一群体，尤其是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高僧，往往得到朝廷的优待，佛经翻译也得到君王与朝臣的赞助，译场的组织形式逐渐兴盛。苻秦时，道整与道安在关中网罗学僧，开启了译场组织之先河；姚秦时礼迎罗什，馆之于长安逍遥园西明阁，集名僧八百余人，共襄译事，为国立译场之始（梁启超，2014：269）。此后译场逐渐兴盛，如北凉有姑臧之闲豫宫译场，东晋有建业之道场寺译场，刘宋有建业之袛洹寺、荆州之辛寺两个译场，元魏有洛阳之永宁寺译场，隋有东、西二翻经院，唐设译场初在弘福寺、次在慈恩寺、后在玉华宫（梁启超，2014：270）。朝廷举国家之力，汇集当世之高僧，译场分工细致，团队合作效率大大提升，大规模的完备译本渐次问世。

第二，佛经翻译选材是摄入了中国文化场域的需求这一现实存在的结果。“以宗派论，初则小乘，后则大乘。以书籍种类论，初惟翻经，后乃广涉律、论、传记，乃至外道哲学，咸所取资。”（梁启超，2014：199）佛教东传之初，以自我为中心的汉文化对外来文化比较冷漠，因而外来僧侣选择只译经，而且只译小乘宗派。随着外来僧侣积极寻求与本土文化的融合，为佛教争取了更多文化资本，逐渐得到了朝廷的赞助、士大夫阶层的认可和普通民众的信奉，中国本土文化场域对佛教译经与讲经有了更高的期待，因而译经范围逐渐从小乘扩大到大乘，甚至佛经之外的其他类型文本。

第三，佛经翻译选材是摄入了合作翻译译者群体这一现实存在的结果。在佛经翻译历程中，合作翻译模式贯穿始终。“从主译者影响力来看，在外来译者占主导地位的主流中，本土译者地位呈逐渐上升的趋势。”（谭莲香、辛红娟，2018：74）佛教传入之初，主要由外来僧侣口诵，本土僧侣笔受。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日盛，一些西域或天竺僧侣带来了部分佛典，由于佛典原本的权威性，携本东来的外来僧侣在佛教场域获得了较多的文化资本。“随着本土僧人对佛教义理研习水平日益精进，他们不满足于向外来僧侣学佛，求真愿望逐渐凸显。”（谭莲香、辛红娟，2018：75）如惠生、宋云等前往西域，采得经律一百七十部；宝暹等于北齐时采经西域，得梵本约二百六十部（汤用彤2015：327）；玄奘赍归经律论共六百五十七部（梁启超，2014：221）。不同历史时期本土僧人从西域、天竺带回的大量佛典原本，为推进经典文本的大规模翻译提供了可能。

第四，佛经翻译选材是摄入了佛教信众这一现实存在的结果。佛教东传之初，民众对佛教知之甚少，因而翻译以入门级的要诀和义理为主，如安世高翻译修行入门要法的经文《阴持入经》等。随着传播范围的扩大，佛教在本土文化场域中积累的文化资本逐渐增加，信众人数大幅增长。据《高僧传》记载，法通有“白黑弟子七千余人”（释慧皎，2010：525）。受众对佛教的认知水平逐渐提高，翻译选材也就逐渐倾向于鸿篇巨制的经典文本。

（二）西学翻译选材

西学翻译分为明末清初和清末两个阶段，翻译选材总体呈现从入门级文本到经典文本的发展趋势，文本类型与数量逐渐丰富。据统计，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在中国一百多年间所译著图书约 437种，西学类约占 43%，主要包括天文、历算、地理、数学等（熊月之，2011：38）。清末，新教传教士的翻译选材范围逐步扩大。1811—1842年，传教士出版西学图书约 34种，主要介绍世界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1843—1860年，共出版图书 434种，西学约占 24.2%，包括天文、地理、数学、医学等。1860—1900年中西西学传播机构共出版西学图书约 555种，数量由多到少依次是应用科学、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1900—1911年，西学转口主要从日本输入，所译西书至少有 1599种，占晚清一百年译书总数的 69.8%。所译种类由多到少依次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说明中国输入西学，已从以器物、技艺等物质文化为主转为以思想、学术等精神文化为主（熊月之，2011）。西学翻译选材的这一特征是摄入中国文化场域的需求赞助人、合作翻译的译者群体、中国知识分子读者等现实存在的结果。

第一，西学翻译选材是摄入了赞助人这一现实存在的结果。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基本以个人合作为主，清末的合作翻译则发展为有组织的机构翻译。清末西学翻译与传播机构按其属性可分三类：一是教会系统的，如广学会；二是清朝政府系统的，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三是民办系统的，如商务印书馆。其中官办译书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影响最大（熊月之，2011：9）。无论是清政府资助的还是民间机构资助的翻译，目的都在于通过翻译西学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而教会系统资助西学翻译，目的在于通过西学翻译争取知识分子的认可，为传教提供更多便利，但客观上也促进了西学传播。三种类型的机构赞助西学翻译，汇集了当时的中外翻译人才，扩大了西学翻译的翻译选材范围。

第二，西学翻译选材是摄入了中国文化场域需求这一现实存在的结果。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为了激发中国上层社会对西方文化的兴趣，着力翻译西学以展示西方科学知识的先进性，满足中国文化场域的需求，为传播基督教寻求机会，因而这一时期翻译选材主要包括天文、历算、地理、数学等，以展示西方科学知识对预测天象、测绘疆土等领域的价值，进而满足君主巩固统治的需要。清末，由于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文化场域的知识分子希望引入西学以救亡图存。西学翻译选材更为广泛，不仅涵盖应用科学，也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中翻译选材的类型由重应用科学发展为重社会科学说明了中国文化场域对于救亡图存的思路发生了变化。

第三，西学翻译选材是摄入了译者群体这一现实存在的结果。西学翻译的译者模式以合作翻译为主体，明末清初基本上是耶稣会士与中国士大夫以西译中述的方式进行个人合作。这一时期，耶稣会士主动融入中国儒家文化，积极翻译西学以满足统治阶级的需求，进而为传教争取机会。而儒学发展正处于瓶颈期，儒士通过与耶稣会士的接触，发现了一条既能传承又能丰富儒学的路径。由于经世致用是儒学的精义，而西学的实用性与儒学经世致用的特征具有相通性，因而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儒士参与西学翻译，并撰写经世致用的著述，以期富国强民（李兰芬，2014：22）。清末延续了西译中述的形式，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西学翻译由合作翻译进入机构翻译的新阶段，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参与西学翻译。对于科举不利的儒士而言，这不失为报效朝廷的另一个途径。总体而言，由于西学翻译符合中国文化场域的需求，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翻译，成为重要译者群体，为大规模翻译西学提供了人才保障。

第四，西学翻译选材是摄入了受众这一现实存在的结果。明末清初，中国士大夫阶层在探寻发展儒学的新路径，传教士通过翻译和传播对中国士大夫阶层来说先进、新奇的西方科学知识，满足了受众的需求，改变了受众对西方文化的偏见，从而使基督教获得被认知的机会。清末，列强入侵，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大多持抵制态度，对西学则持开放态度，期望通过引进西学救亡图存。传教士通过翻译西学满足中国知识分子的需求，以改变受众惯习，吸引受众了解西方文化，为基督教传播拓展空间。

（三）圣经翻译选材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大致自唐代始。圣经汉译活动可分为四个阶段：635—845年景教士译述期；17—19世纪初，耶稣会士摘译期；1819—1919年，新教士全译期；20世纪 30年代至今，圣经汉译多元化时期（任东升，2015：106）。

在中国翻译史上，基督教文本翻译的规模与影响力相对佛经翻译和西学翻译皆有较大差距，但翻译选材也大致由入门级文本发展为经典文本。唐代景教士在华时，所译经卷并不多，现所保存仅几种，如《三威蒙度赞》。明末，耶稣会士翻译的是入门级文本如《圣经直解》《司铎日课》《圣事礼典》《弥撒经典》。清末，基督教文本翻译数量大大增加，多个全译本出现（傅敬民，2009：204）。圣经翻译选材的这一特征是摄入赞助人中国文化场域需求、合作翻译的译者群体、基督教信众等现实存在的结果。

第一，圣经翻译选材是摄入了赞助人这一现实存在的结果。唐代景教、明清耶稣会士的圣经翻译主要通过个人合作完成，清末至今则是在圣经译委会的资助与组织下实施。清末圣经翻译没有得到中国本土文化场域的赞助，而是由西方宗教团体赞助。以大英圣书公会为主的三家圣经公会共同资助圣经汉译计划，并采用译委会的形式，意图通过统一的圣经全译本促进基督教在华传播（任东升、裴继涛，2012：79）。此外，清末有组织的圣经翻译活动中，在多种圣经原本中选择以英语“钦定本”为蓝本，原因在于这一时期“基督宗教所关涉的宗教资本、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主要掌握在英美传教士手中”（傅敬民，2009：204）。

第二，圣经翻译选材是摄入了中国文化场域需求这一现实存在的结果。唐代时景教由波斯传入中国，这一时期儒释道已发展为文化共同体，对宗教持开放态度，但同时也是实用主义态度，对有利于巩固统治的会予以扶持。景教为了争取生存空间，积极迎合中国文化场域的主流文化。由于根基不稳，信徒也不太多，唐代景教对圣经的翻译并不多。明清之际，华夏文化对外来文化持开放态度，耶稣会士所传天主教初入中华，这一时期的翻译选材依然以入门级文本为主。清末国力衰弱，朝廷意图“师夷长技以制夷”因而赞助西学翻译。这一时期由于西方列强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使传教合法化新教士的传教空间得以大大拓展，开始全译圣经，产生了众多译本。

第三，圣经翻译选材是摄入了合作翻译的译者群体这一现实存在的结果。圣经翻译四个阶段的译者主体更迭大致如下：第一阶段，传教士口授、中国文人笔录；第二阶段传教士主译、中国文人润笔；第三阶段，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合作翻译；第四阶段，中国翻译家独立翻译（任东升，2006：16）。在前三阶段的合作翻译中，传教士既是发起者也是译者群体中的主导力量。唐代时，景教由波斯入中国，阿罗本、景净等传教士试图通过借用儒释道的话语体系建构基督教场域。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积极融入处于中心地位的儒家文化，结交士大夫，并引入西学，为自己赢得了文化资本，以此为契机在上层社会传播天主教。这两个时期，传教士尊重中国本土文化，积极融入主流文化场域，翻译选材以入门级文本为主，逐渐扩大基督教的影响。清末新教传教士意图以基督教教义来对抗甚至替代儒家文化，因而遭到中国士大夫和民众的抵制，中国儒士大多不愿参与圣经翻译，极少数参与者也是为稻粱谋，不得已而为之。总体而言，合作翻译中传教士译者占主导地位，翻译选材也以最大限度谋取传教士所代表的源语文化利益和国家利益为目标。

第四，圣经翻译选材是摄入了基督教信众这一现实存在的结果。景教初入之时，为了争取生存空间，既要迎合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又要依附于儒释道，借用其话语体系阐释景教教义，导致其自身有些面目不清。这一时期其信众并不多，影响力有限，因而翻译活动也不多，仅有部分入门级文本被翻译并得以流传。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翻译西学，能更准确地预测天象、测绘疆土，满足了君主统治的需要，在中国政治场域积累了丰厚的象征资本，也为传教提供了助力。如汤若望（Johann Schall von Bell）在紫禁城中多次举行弥撒，几年之内，宫中便有五百四十人接受了洗礼（徐宗泽，2010：124）。耶稣会士学术传教的方式满足了中国文化场域各阶层的需求，朝廷、士大夫和普通民众中信众规模日益扩大，这一时期对天主教入门级文本的翻译，利于开展传教活动。清末，清政府战败后各条约的签订使传教具有合法性，因而传教士以圣经经典文本为原本进行翻译，以期进一步大规模吸纳信众。

四、对当前中国文化外译翻译选材的启示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佛经翻译、西学翻译和圣经翻译的翻译选材都大致经历了从入门级文本到经典文本、文本类型与数量逐渐丰富的演变过程。从过程哲学视角来看，文化经典汉译翻译选材是一个生成过程，是赞助人、中国文化场域需求、合作翻译模式和受众特征等现实存在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特定历史时期，翻译选材若能满足译语文化场域的需求、利于维护赞助人的利益、契合译者群体与受众的特征，则能促进源语文化的传播，佛经翻译和西学翻译即为典型案例。翻译选材若由源语文化一方赞助其翻译目的与译语文化场域的利益相悖，则参与翻译的译语文化译者数量可能相当有限，接受源语文化的受众也有限，因而源语文化在译语文化场域中的影响力有限，圣经翻译即为典型代表。这一特征启发我们，当前中国文化场域发起的中国文化外译活动的翻译选材既要符合中国文化场域的利益，也应充分观照译语文化场域的需求，契合译者群体与受众的特征，促进中外文化的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1997：22）。

第一，翻译选材应符合中国文化场域的利益。习近平（2022：45-46）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翻译是对外建构中国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就翻译选材而言既包括中华文化典籍，也包括当代鲜活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成果”（许钧，2023：6）。一方面，应重视文化典籍的外译，因为“中国文化典籍中所体现的整体思想智慧和对宇宙人生的透彻感悟，具有超越时空向我们敞开的精神魅力”（许钧，2021）。另一方面，也应选译展示中国革命历史与新中国建设历程、展现中国人精神诉求的现当代文学作品等呈现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与价值追求。

第二，翻译选材应观照译语文化场域的需求。在英语世界广泛传播的中国文化文本往往满足了历史语境中英语文化场域自我发展的诉求，如《道德经》。“近世以来，西方各国争相从中国道家典籍中寻找民族持续发展的智慧动力，译介和研究老子思想已经成为国际汉学界的一种风尚。”（辛红娟，2019：134）因而翻译活动发起方应和译语文化场域的学术界、文化界、出版界等保持良好的互动与交流，以了解特定历史时期译语文化场域的需求。

第三，翻译选材应契合译者群体特征。当前，由于文化权力关系不平衡，英语文化对中国文化仍然持漠视态度，英语文化场域中从事中译英的译者群体规模较小，中国文化场域中真正对两种语言与文化驾轻就熟的译者规模仍然有限，因而需要进一步培养本土翻译人才，吸引英语文化场域的专业人士从事中国文化英译，促进合作翻译模式的建构，以提升对外译介的数量与质量。概言之，翻译选材的数量与类型需要与译者群体的规模与专业领域相匹配，文化外译应循序渐进地推进。

第四，翻译选材还应契合受众特征。首先，翻译选材应针对不同目标读者群进行差异化选择，如针对专业读者可选择经典化的严肃文学，处于文学场域中心地位的经典文学作品往往承载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也呈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典型叙事模式，是文化外译的首选翻译选材类型。同时，针对广大普通读者可选择通俗文学，包括科幻小说、武侠小说、玄幻小说等，在中国文化场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通俗文学作品，往往通过奇幻的想象建构文学虚拟空间，同样也呈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其次，鉴于视觉文化时代普通读者的视觉叙事偏好，翻译选材应不仅包括文字模态的文化文本，还涵盖多模态文本，如中国漫画、图像小说、儿童绘本等。例如，饶平如的自传体图像小说《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被英国汉学家韩斌（Nicky Harman）译为英语后，产生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契合受众特征的翻译选材更利于激发读者兴趣，促进中国文化的海外接受。

五、结语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对外传播中华文化、提升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是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而翻译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译什么利于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利于展示中国近现代发展历程与当代社会现状，以及社会变迁历程所体现的中国人的精神品质，有待于学界深入研究。我们认为，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选材是一个逐渐生成的过程，当前中国文化外译的翻译选材应满足中国文化场域的利益、译语文化场域的需求、译者群体特征以及受众特征等，以展示中国形象，促进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理解与认同，进而共同面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