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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的语言学途径：

从比较语言学到多模态话语分析

潘韩婷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摘要：本文回顾了20世纪中期以来翻译研究的语言学途径的发展历程，重新审视了语言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并预测了二者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本文将翻译研究的语言学途径发展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早期现代语言学阶段、语篇分析阶段、多模态话语分析阶段。通过回顾和论述这三个阶段的重要文献及其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探讨了语言学理论与概念在翻译研究领域的介入及其对翻译学科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翻译；语言学；语篇分析；多模态话语分析

20世纪中期，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扩张与多元化”（Howatt，2013：xxviii）的新阶段。除了结构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这三个主要的语言学流派，其他语言学领域，如比较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等的研究也十分活跃。现代语言学的百花齐放给翻译研究带来了重要的发展契机。通过借用和吸收语言学的理论、概念与方法，翻译研究进入了黄金发展期。语言学对翻译研究的重要影响最早可追溯至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在1959年发表的“论翻译的语言学方面”一文，文中根据原、译文之间的关系把翻译划分为三种类型：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Jakobson，1959）。语内翻译类似释义，指的是在同一种语言内部的释义。语际翻译指的是两种不同语言的书写系统之间的转换。符际翻译指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之间的意义阐释，或称为跨符号系统之间的转换。在这三种翻译类型中，语际翻译从一开始就是翻译研究的焦点，直至近年来，符际翻译才受到重视。从语际翻译到符际翻译，焦点变化的背后是语言学的发展及其在翻译研究中的介入。本文将语言学在翻译研究发展过程中的介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阶段一是早期现代语言学介入语际翻译，即把比较语言学引入翻译研究；阶段二是语篇分析介入语际翻译并扩展至符际翻译；阶段三是多模态理论介入符际翻译。本文将基于以上三个阶段讨论语言学与翻译之间的关系，并预测二者关系的未来走向。研究的重点包括：1）已应用到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理论与概念；2）这些语言学理论与概念对翻译研究的影响；3）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的发展趋势。一、翻译与早期现代语言学一般认为现代欧洲语言学起源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语言结构主义。索绪尔将“语文学（philology）”转变为“语言学（linguistics）”，强调了语言研究的科学性。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亦旨在借用语言学的科学性打造翻译学，主要的应用范围包括借鉴语言学的概念与相关知识来定义翻译、解释翻译活动和构建翻译理论。在这一阶段，两个与语言学相关的概念，“等值”和“意义”，在翻译理论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等值雅克布森（1959）讨论了语际翻译所涉及的两个核心语言学话题，分别是意义与等值。他继承了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对语言系统（即语言langue）和语言使用实例（即言语parole）进行了区分。语言理论的核心是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之间的关系。能指指的是话语和文字符号，所指对应的是该符号指向的概念，二者共同创造了语言符号，这个符号具有任意性（Saussure，1916/1983：67-69）。对此，雅克布森认为，即使在没有亲身经历某事物的情况下，处于一个语言系统的人依然可以理解或解释另一个语言系统的符号，进而讨论了不同语言之间词义的等值问题，认为语际翻译中通常不存在符码单位之间的完全等值，等值的单位应该是信息（Jakobson，1959：233-234）。因此，将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就是用另一种语言的符号表达出来的整体信息替代这一种语言的信息，而不是逐个去替代分开的符码单位，所以翻译涉及两种不同符码之间的等值信息。他提出，“不同语言的等值问题是语言的核心问题，也是语言学的关注重点”，所以应该把翻译活动“置于语言科学的审视下”（同上：233）。雅克布森所论述的等值概念带有深厚的语言学背景，对后来的翻译理论家影响很大，其中最突出的当属著名的美国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翻译家奈达（EugeneNida）和他的翻译等值。与雅克布森的结构主义背景不同，奈达一开始所遵循的是乔姆斯基偏向认知的转换生成语法，认为乔姆斯基在句法结构方面的研究可以为译者提供分析解码源语文本的技巧和编码译语文本的步骤（Nida，1964：60）。基于翻译的句法结构和字词意义的讨论，奈达总结出“对应原则”。对应原则包括两种不同的等值类型，一种是形式等值，另一种是动态等值。形式等值翻译以译语文本为取向，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传达原文信息的形式和内容，包括语法单位、字词用法的一致性、基于源语语境的意义；动态等值翻译则是“与源语信息最接近的自然等值”（同上：159-166）。“自然”指向接收者的语言，因此，动态等值翻译的首要关注点是读者反应的等值而非文本形式上的等值（同上）。不过，无论是形式等值还是动态等值，在实际操作中都存在一定的难度。这是因为形式等值是一种理想化状态，在真实的交际场景中通常难以实现。而动态等值以读者反应为衡量标准，显然读者反应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导致动态等值难以衡量。尽管奈达在其后来的研究中把具有争议性的“动态等值”一词替换为“功能等值”（Nida&Waard，1986），但内容并无实质改动。虽然奈达把自己的研究归为语言学路径，他对翻译等值的衡量却是基于读者反应这个非语言学因（Malmkjær，2005：39）。相比之下，卡特福德（JohnCatford）在其翻译理论中更为系统地应用了语言学理论。他认为，翻译等值是一种实证现象，通过目的语文本的母语读者（该读者亦需通晓源语）对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翻译等值（Catford，1965）。他提出了“语篇等值”和“形式对应”这两种等值类型。前者指的是“任何目的语语篇或部分目的语语篇……作为一个既定的源语语篇或部分源语语篇的等值”（同上：27）。后者指的是，“任何目的语范畴（单位、词性、结构、结构要素等），在目的语的组织结构允许下，与特定的源语范畴在源语中所处的位置尽量‘相同’”（同上）。在这两个定义的基础上，卡特福德将语篇翻译等值定义为“任何目的语形式（语篇或部分语篇）与既定的源语形式（语篇或部分语篇）等值”（同上），可见其翻译等值理论是规则导向的。他认为，“翻译规则”是“语篇翻译等值的概率价值的推理”，翻译规则可以作为操作指引应用到机器翻译中，即“翻译算法”（同上：31）。鉴于这种指引性，卡特福德的翻译等值理论对基于实例和数据的机器翻译和翻译记忆系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然而卡特福德的翻译等值理论与奈达的“形式等值”一样存在理想化的问题，所用的示例大多脱离语境且局限于句子和小句以下的语法范畴（同上：41），使其难以应用在对语境依赖程度较高的交际场景中。毋庸置疑，语言学视角的等值论对翻译研究的科学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等值”也是翻译中争议较大的概念。例如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认为语言之间的等值是一种“幻想”（Snell-Hornby，1988：22），科勒（Koller，1979/1992：98、233）也从翻译本质的角度出发，认为翻译是使用中的语言，属于言语（语言使用）的范畴，所以不能从语言（语言作为系统）的角度去分析。（二）意义意义是语言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有关意义的研究和理论被称为“语义学（semantics）”。语义学一词最早由法国语言学家布雷亚尔在1883年提出（Bréal，1987）。1923年，另一项意义研究的重要文献《意义的意义》出版，书中以“象征学（scienceofsymbolism）”一词来指称意义的研究（Ogden&Richards，1923）。尽管使用的指称不同，上述重要文献均强调了意义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对后来的语义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语言学家一样，翻译学家也意识到了意义的重要性，尤其重视意义的分类。奈达（1964：57、70）把意义分为三类，分别是语言学意义（即语法建构意义）、指称意义（即字典意义）、表情意义（即内涵意义）。纽马克把意义分为语法意义和词汇意义。语法意义通常指句子、小句、词群等语法单位。词汇意义则具有指称性和精确性，需要同时考虑词汇的内外语境（Newmark，1981：26-27）。奈达指出“翻译即译意”（Nida，1982：10-11），纽马克也认为“翻译理论家自始至终都在考虑意义”（Newmark，1981：26）。奈达对意义的论述受到了普通语言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影响。他的“语言学意义”主要指的是语法之间或符号之间的关系，首先关注的是“语法建构的意义”（Nida，1964：57）。为了建构一个更充分的意义理论，奈达在“语言学意义”的基础上加入了“指称意义”和“表情意义”（同上）。指称意义主要指“在话语中发现的文化语境”，可以理解为根据语域或语境所确定的指称；表情意义则是“交际事件参与人的反应”，可以理解为母语使用者的语感（同上：70）。奈达对意义的讨论，特别是指称意义和表情意义为其区分“动态等值”和“形式等值”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使得“读者反应等值”成为衡量翻译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奈达在其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明确了“翻译意义”的范畴，即“根据信息的词汇或命题内容和修辞特征来译出该信息的全部重要意义”（1982：11）。卡特福德同样认可意义之于翻译理论的重要性，因为“翻译的定义常常与意义相关；译文被认为是与原文具有相同意义的文本”（Catford，1965：35）。他在费斯（Firth，1957）的基础上提出意义是“语言的一种属性”，是“任何语言形式——语篇、词语、结构、结构成分、类别、系统中的语言单位之间关系所构建的整体网络”（Catford，1965：35）。这些关系可以分为两类：形式关系和语境关系。形式关系指同一种语言中形式与形式之间的关系，这类关系建构了形式意义。语境关系指语法或词汇单位与其相关的情景要素之间的关系，这类关系建构了相关语言形式的语境意义（同上）。拉森（MildredLarson）延续了奈达对意义的强调，认为翻译就是基于意义的活动，指出翻译是将源语的意义转换为接收者的语言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通过语义结构，从源语的形式转为接收语的形式（Larson，1984：3）。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形式产生了变化，而意义保持不变。所以在翻译中，应优先考虑意义，其次再考虑形式。可见，意义是翻译理论的重点之一。在翻译研究的发展初期，引入意义的科学分析方法极大地推动了翻译研究的科学化，为翻译研究成为一门科学做出了贡献。综上所述，早期现代语言学在翻译的科学化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诸如“等值”和“意义”等关键概念被用以定义翻译和构成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础。“信息”、“符码”、“形式”等语言学关键词也在语言学途径的翻译研究中被频繁提及。不过，在语言学介入翻译研究的早期，主要的关注点还是局限在小句层面以下，讨论的对象更多的是词汇和句子。随着语言学的发展进入语篇分析时代，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关注点也突破了词汇和句子的局限。

二、翻译研究与语篇分析20世纪70年代，语言学界掀起了一股语篇分析（或译“话语分析”）的研究热潮。语篇分析有两个主要的研究路径。其中一个偏向语言学，认为语篇是“与语言使用情景相关的意义层，位于语言系统的结构和语义承载之上”（Slembrouck，2013：135）。该路径的代表学者包括韩礼德（Michael Halliday）、韩茹凯（Ruqaiya   Hasan）和霍伊（Michael Hoey）。另一个研究路径更为偏向社会学，从语境中的“社会实践”的角度出发认为语言使用通常伴随着其他形式的符号行为，如以费尔克劳（Fairclough，1992）和沃达克（Wodak,1996）为代表的批评话语分析理论。这两个路径虽然所偏向的重点不同，但对“语言使用”和“社会语境”的强调却是一致的。20世纪90年代，《语篇与译者》的出版（Hatim&Mason，1990）开启了翻译研究的语篇分析时代。自那时起，语篇分析在翻译研究领域受到的关注与日俱增。语篇分析的核心概念，例如“语境”、“功能”和“交际”等被引介到翻译研究中并融入翻译理论系统之中。（一）语境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是目前学界公认的最早提出“语境”概念的学者。他将语篇生产与使用的环境称为情景语境，将说话人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称为文化语境，强调了语境对意义的影响，并认为语境是解读信息的关键（Malinowski，1923）。受其影响，语言学伦敦学派的创始人费斯提出“意义”是“语境中的功能”（Firth，1957），这一观点对韩礼德发展系统功能语言学（SFL）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核心观点就是从社会文化角度出发，将语言形式和语言功能与语境联系起来。“语境”在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拓宽了语言学途径翻译研究的领域。例如，哈蒂姆和梅森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础上划分了“语境的三个维度”——交际转换、语用行为和符号互动（Hatim&Mason，1990）。交际转换的关注点在情景语境，涵盖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域分析，包括使用者的个人习惯用语和方言，也包括使用过程中所涉及的“交际事件”（语场）、“交际方式”（语式）和“交际关系”（语旨）。语用行为以语用学为基础，分析对象包括言语行为、隐义、先设意义、语篇行为等。符号互动则把交际事件本身与其语用价值一同作为符号系统中的一个符号来考察，在这个系统中，从文字到语篇再到体裁都是符号，不同语篇之间还存在互文性，交际事件就是各种符号互动的结果。在这三个维度的基础上，哈蒂姆和梅森还加入了文化语境，将文本层面的分析与文化、意识形态和权力等超语言因素的讨论联系起来。语境的交际转换维度以语域分析为核心，这一分析模型在豪斯（Juliane House）的翻译质量评估（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简称TQA）模型中有更深入的应用（House，1997/2015）。TQA模型以语域分析为核心，其设计受到了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影响。在韩礼德的语言模型中，语言选择（即词汇语法）、交际目的（即体裁）和社会文化语境（即语境）是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芒迪用一个倒金字塔来展示这三者之间的影响：位于倒金字塔顶部的是社会文化语境（语境），社会文化语境部分制约了语篇体裁的生产，语篇体裁又制约着语域等因素（Munday，2016：143）。语域包括三个变量，即语场、语旨和语式，与语篇语义中的三种意义，即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一一对应，并由位于倒金字塔最底层的词汇句法选择所实现。TQA模型基本遵循了芒迪所描述的语言分析顺序：首先生成一个源语文本的语域描述，接着加入源语文本的体裁描述，之后生成一个源语文本的功能陈述，然后对目的语文本进行同样的描述，接着比较源语文本描述和目的语文本描述，最后生成一个质量陈述并把翻译分为“显性翻译”和“隐形翻译”（House，2015）。语境的语用行为维度以语用学为理论根基。语用学是针对语言及语言使用所依赖的语境之间的关系的一门研究（Hatim&Mason，1990：59）。将语用学引入翻译研究可以为译作的文本分析提供更多分析工具的选择，例如言语行为分析、合作原则与会话含义分析、连贯与叙事分析等，并且可以帮助研究者或译者预测目标读者的反应。这方面的研究通常关注翻译的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的过程。例如，豪斯重新审视了文本和语境之间的关系，将翻译的再语境化定义为“把一个文本从它原有的框架和语境中抽取出来并放置在新的关系网和文化限制预期中”（House，2006：356）。贝克则分析了权力如何微妙地影响翻译的语境，尤其是权力效应与统治如何附在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的过程中（Baker，2006）。语境的符号维度根植于符号学。哈蒂姆和梅森认为，翻译的首要任务是处理符号并保留符号所呈现出来的文本符号属性、语用属性和交际属性（Hatim&Mason，1990：69）。词、文本、话语和体裁均可视为符号。符号之间的交换受到“既定话语及其内在语用行为所产生的各种价值之间互动”的限制（同上）。哈蒂姆和梅森以文本、话语和体裁之间的层阶关系为例描述了符际转换的过程。在这个层阶关系中，文本是话语的实现，话语是体裁的表达，体裁是位于层阶最上方的社会事件的反映（同上）。这一层阶关系同样体现在韩礼德的语言模型中。该语言模型采用了社会符号途径来研究语言，受到许多翻译学者的青睐，被用作语篇分析工具用以考察翻译中的各种语言问题，例如文本层阶和翻译单位、衔接、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及物性、情态等（张美芳等，2015）。虽然翻译中的语境研究涉及了各种不同的语言点，但其最终讨论都离不开社会文化语境。在语境中研究翻译、文本联系语境成为了语篇分析途径的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范式。（二）功能与交际功能与交际是语篇分析中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语篇分析把语言的使用当作是交际，旨在把使用中的语言和语言功能与语境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最早的关于语言功能的系统研究可以追溯到德国心理学家布勒（Karl Bühler）提出的语言功能三分法（Bühler，1934）：符号（语言）和世界（语境）之间的关系指向语言的“再现”功能或“信息”功能；符号与讲话者之间的关系指向语言的“表情”功能；符号与听话者之间的关系指向语言的“呼吁”功能。布勒的语言功能三分法影响了雅克布森和韩礼德，并进一步影响了采用功能途径的一众翻译学者。受布勒启发，韩礼德提出了语言的三大元功能，分别是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Halliday，1973）。三大元功能可经由语篇中的词汇语法来实现——概念功能可经由及物性来实现，人际功能可经由模态和情态来实现，语篇功能可经由主位结构和衔接来实现。我们可以借用三个关于语言的基本问题来理解三大元功能：1）说话的内容是什么？2）说话者之间是什么关系？3）如何说/写？把这三个问题放置在翻译的语境中就成为：1）翻译的内容是什么？2）作者、译者和译文接收者是什么关系？3）如何翻译？同理，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词汇语法如何实现语言的三大元功能来回答以上的翻译问题。在采用韩礼德功能途径的诸多翻译研究中，豪斯（1997）将语域分析应用到翻译质量评估模型中；贝尔（1991）将语篇语义应用到对翻译交际过程的分析中；贝克（1992/2011）将主位结构和衔接理论应用到译者语篇组织中；芒迪（2012）将人际功能，特别是评价理论应用到翻译过程的研究中，揭示了译者决策的“关键点”。国内学者在应用韩礼德功能途径研究翻译方面也建树颇丰，以黄国文、张美芳为代表的学者早在2002年就撰文论证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中的适用性（黄国文，2002；张美芳、黄国文，2002；黄国文、张美芳，2003）。目前更多的研究关注了翻译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这一部分的研究主要参考了批评话语分析理论，特别是费尔克劳的批评话语分析三维度模型（Fairclough，1992）。该模型涵盖文本分析、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大部分。文本分析基本上引入了SFL在词汇语法层面的整套分析方法。例如，在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下分析欧盟议会讲话翻译中的及物性变化及其与意识形态问题的联系（Calzada Pérez，2001），通过考察个体译者的意识形态来审视“意识形态”的含义及翻译研究对该词的理解（Munday，2007），考察新闻文本中反映的意识形态（Valdeón，2008）。可见，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的机构话语翻译是该理论模型的主要应用对象（Zhang&Pan，2015）。布勒的语言功能三分法在翻译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应用是以莱斯（Katharina Reiss）为代表的德国功能主义。莱斯根据布勒的语言功能分类提出了三种主要的文本类型，分别是信息型文本、表情型文本和操作型文本。莱斯试图在文本类型和翻译方法之间建立联系以得出一个基于源、译语文本之间的功能关系的翻译评估模型（Reiss，1977/1989）。莱斯的学生诺德（Christiane Nord）进一步发展了她的文本类型学说，并将操作型文本（诺德用的是“感染型文本”）再细分为三个子类型，分别是“直接感染型文本”、“间接感染型文本”和“诗学感染型文本”（Nord，1997/2001：42-43）。诺德同时提出了一个以翻译为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型，该模型强调了目的语语境中的文本功能和交际目的，旨在为翻译学习者提供一个可以适用各种文本类型和翻译情景的原文分析模型（Nord，1997/2001）。该模型基于功能的概念，目的是“帮助译者理解原文的内容和结构中所表现出来的文本特征的功能”和“为特定的翻译目的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Nord，2005：1）。尽管德国功能主义学派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功能”概念均源自布勒的语言三分法，二者之间还是存在差别的。德国功能主义途径的理论动机是译者培训导向的，其功能概念源于“源语文本首要的交际功能是翻译的决定性因素”的假设（Nord，1997/2001：39）。而韩礼德的语篇分析模型则是为研究交际中的语言而构建，强调了“选择即是意义”，并将选择与社会文化框架联系起来（见Munday，2012：137）。除去以上差异，韩礼德的功能框架和德国功能主义在以下几点中存在共识：首先，二者均将语言视为交际手段；其次，二者均强调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再者，二者均把语义、语用和功能作为各自理论的核心；最后，二者均强调在语境中进行文本分析。简言之，“功能”和“交际”在翻译研究中的引入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原有对翻译的理解，也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不同于上一阶段以翻译研究的科学化和独立学科化为首要任务，翻译研究与语篇分析的交汇使翻译研究的视角更加多元化，也使翻译研究更加注重译文与制约其生产的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语境”、“功能”、“交际”等语篇分析的核心概念已融入到新时期的翻译定义中。翻译和语篇分析，二者均具有较强的跨学科特质，可以不断地从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中汲取营养。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语篇分析途径的翻译研究的发展也随之跨进了多模态时期。

三、翻译研究与多模态话语分析多模态，顾名思义，指的是在交际中出现或使用包括语言在内的多种符号模式，属于语境的符号互动维度（Hatim&Mason，1990；张美芳等，2015）。在语篇分析的框架中，多模态或多模态话语分析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多模态社会符号学（Multimodal Social Semiotics，简称MSS）。作为符号学的一个分支，MSS试图解释人们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如何进行交际的问题（Boria&Tomalin，2020：12）。作为一个重要的多模态基础理论，MSS以韩礼德的语言学思想为理论根基，尤其是受到《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1978）和《功能语法导论》（1985）这两本著作的影响。在韩礼德看来，语言应该放置在社会文化语境下进行解读，而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文化本身就是一种非语言符号（Halliday，1978：2）。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与雅克布森（Jakobson，1959）的符际翻译定义相吻合，即用非语言符号来翻译语言符号。因此，雅克布森可以说是最早尝试用多模态定义翻译的翻译理论家，他的“符际翻译”可以说是多模态翻译的里程碑。图里在雅克布森的“符际翻译”的基础上，将属于不同符号系统的非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也纳入“符际翻译”的范畴，延伸了翻译的内涵（Toury，1986：1128）。他把翻译类型分为符内翻译和符际翻译。符内翻译又可进一步分为系统内翻译和系统间翻译。系统内翻译对应了“语内翻译”，系统间翻译对应了“语际翻译”。由于雅克布森的符际翻译对非语言符号向语言符号的转化缺乏更详细的讨论（陈曦等，2020），有学者建议将多模态的概念纳入翻译分类的考量中（Gorlée，2010：58）。肯窦提出了一个基于模态、媒介和文化的翻译分类，区分了模态内翻译与模态间翻译，以及媒介内翻译与媒介间翻译（Kaindl，2013：261）。在肯窦的分类中，模态和媒介是两个不同却又重叠的概念。模态可以通过不同媒介实现，例如语言通过书写媒介成为文字，通过讲话媒介成为声音。所以翻译有必要同时考虑模态和媒介。肯窦的翻译分类较之前人的分类更为细致，有助于为一些之前较难定义的翻译现象找到更为细化的定位。根据这个分类，翻译不再是单纯的文本活动。取而代之的观点是，翻译是一项涉及模态、媒介和文化的交际行为，亦即“跨文化多模态交际”（Kress&vanLeeuwen，2001），其核心观点是，多模态互动一直以来都是“人类交际的常态”（同上），这也是MSS发展至今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Boria&Tomalin，2020：13）。雷诺斯（Reynolds，2020）进一步提出，语言本身就是多模态的，所以以语言为中心的翻译活动需要将多模态维度考虑在内（Boria&Tomalin，2020：199）。换言之，翻译的概念需要将多模态理论列入其中。除了参与建构翻译的概念和分类，多模态理论还作为方法论工具用于分析特定文本类型的翻译，这些特定文本类型包括视听翻译、广告翻译、游戏翻译、网页翻译、绘本翻译等。其中，视听翻译是最为翻译学者所熟悉的研究领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研究视听翻译，可以说，视听翻译是翻译研究中最早结合多模态理论的领域，也是翻译的多模态研究一直以来的重点（Diaz-Cintas，2009：3）。目前，视听翻译的研究范畴已经扩展到所有使用媒体（或格式）来编辑的翻译形式，包影视作品字幕、配音、口译、画外音、同声传译、即时字幕等（Orero，2004：vii-viii）。除此之外，视听翻译还包括了为听障人士提供字幕和为视障人士提供声音解说等研究话题。视听翻译是多模态翻译中最具代表性的子领域，也最为人所知，以至于给人留下多模态翻译就是视听翻译的印象，但其实除了视听翻译，多模态翻译还被大量应用到广告翻译（Millán-Varela，2004）、游戏翻译（O’Hagan，2007）、网站翻译（Sidiropoulou，2020）中。口译作为翻译研究传统的研究领域，也需要借助多模态理论来处理口译中的非语言问题，例如面部表情和手势，这些非语言因素也建构了意义，对交际过程产生影响（Ouyang&Fu，2021）。在国内，学者们也呼吁将多模态翻译应用到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国家叙事中，整合多种模态资源全方位讲述中国故事（吴赟，2021）。综上，翻译研究与多模态的互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在翻译研究概念中借鉴多模态理论，例如在翻译的定义和分类中使用“多模态”的概念。其二是在翻译的分析中使用多模态理论与分析方法，特别是涉及多模态元素的文本类型的翻译研究。总之，在翻译研究中引入多模态的概念改变了我们对翻译的理解，也极大地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

四、展望上文回顾了语言学途径的翻译研究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三个主要阶段。展望未来，现代语言学将同时在描写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表1展示了语篇分析与翻译研究现有的及潜在的研究主题。

该表分类（见张美芳等，2015）在哈蒂姆和梅森的“语境维度三分法”（Hatim&Mason，1990：58）的基础上，提出了从宽泛到具体的三个层级的主题分类，最大程度地涵盖了现有的及潜在的研究主题，同时还考虑到了文化语境、权力和意识形态等超语言主题。值得一提的是“符号与多模态”这个新主题正得到学界的重视。“符号与多模态”的雏形是雅克布森（1959）提出的符际翻译，其理论依据是符号学。曼可儿（Malmkjær，2010：477）指出，符号学一词来源于索绪尔的造词sémiologie，通常定义为“符号的研究”或“符号的理论”。符号学认为符号是一个有意义的单位，符号使用者可以用符号之外的事物来解释符号。人类的交际可以理解为基于一种符号系统到另外一种符号系统的传播，因此，在可见的未来，副文本、数字媒体以及其他文本类型中的符号特征都将继续受到研究者的青睐。综上所述，翻译研究未来可能出现以下几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首先，随着语料库实证研究在翻译研究领域的需求日趋增长，语言学的传统分支，特别是对比语言学将继续为翻译研究建造语料库和开展量化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和分析方法。其次，文本分析将继续受到翻译研究者的关注。曼可儿认为，如果不细致考察原文和译文文本的语言，则翻译文体学不可能存在，并建议，在经历了数十年从学说（如，文化学说、后殖民学说、性别学说等）和主义（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殖民主义、性别主义等）的视角来审视翻译现象之后，我们应当能够对翻译现象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Malmkjær，2004/2005）。再次，随着新媒体的应用给翻译活动带来革命性的转变，学界需要重新审视翻译理论和吸收新的概念，因此多模态理论和方法将继续受到翻译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及应用。最后，跨学科的方法论将会得到发展以应对大数据分析。大数据涉及容量十分庞大的量化数据，这些数据可以被迅速获取。大数据之“大”给研究者带来巨大的挑战，其中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在数据所产生和使用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对大数据中的文本和副文本展开深入的且具有批判性的分析。

五、结语本文重点审视了语言学在翻译研究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文章回顾了语言学对翻译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三个阶段，分别是早期现代语言学的影响、语篇分析的影响和多模态理论的影响。自20世纪中期开始，得益于语言学和其他相关领域的发展，翻译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取得了飞跃性的进展，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里就成长为一门独立的跨领域的学科。可以预期，现代语言学将继续在翻译研究的学科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