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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是赵瑞蕻一生的牵念，一是因为战乱时未能全部译完，二是因为对自己早年译笔不满意，觉得不符合斯丹达尔简洁冷峻的文风。这在翻译家许钧的回忆文章中有过阐述，许钧说赵先生在和他的对谈中公开自我检讨：“我年轻时候把《红与黑》译得太花哨了，喜欢用大字、难字，用漂亮的词，堆砌华丽辞藻，这不对，因为这不是斯丹达尔的文笔。”他还撰文反思自己的旧译，“有时偶尔翻翻，于心很不安……把一本名著译坏了，真是件可悲的事！”但这样的“自我批判”，不能排除其中时代变化的因素。
赵瑞蕻晚年开始重译《红与黑》，打算“加上几百条注释，重写译序”，还要写一本《红与黑解说》。1999年初，他重译《红与黑》最后三页，发现旧译将于连临终诉求“想要被尊重（dignité）”误作“想要幸福（bonheur）”，含泪改定，并修正于连独白的情感语气，强调“我爱着”而非“爱过”，以贴合人物灵魂。
女儿赵蘅回忆，为了达到最理想的翻译水平并超越自己，父亲晚年翻译《红与黑》时仍然阅读了多年收集的几乎所有多语种版本，每翻一个章节，都需要经过繁复的对比，进展自然十分艰难缓慢。幸好有留校研究生唐建清鼎力协助他，为他打字，最终完成了15章译稿。
1999年2月15日，赵瑞蕻去世。赵蘅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这15章译稿。装译稿的牛皮纸袋上，是赵瑞蕻用红笔写下的四个字——死不暝目。
赵瑞蕻晚年强调翻译要忠实原著风格，反对炫技，主张用朴素的语言传递人物心理与批判精神。另外，他一向主张一本世界名著应该拥有多个译本，认为只有经过不止一人的翻译，原著精神才能得以更好的传扬。赵蘅回忆，父亲总是极为认真地阅读别人的译本，写下了大量心得眉批。
赵瑞蕻首译开启中国《红与黑》传播史，晚年的自我修正成为翻译家的专业镜鉴，译本与故事，更成为中法文学交流的重要注脚。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编辑/李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