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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语言服务行业资讯与学习平台，译世界【官方微信号译·世界（YEEWORLD）】全新推出“译观”栏目，特邀语言服务行业大咖锐评业界热点事件、分享行业前瞻观察。在这里，你将有机会聆听业界领军人物对当下翻译技术革新、行业动态变化的深度剖析，从人工智能与翻译的融合发展，到国际语言服务需求的新趋势，大咖们将凭借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为你抽丝剥茧，呈现最真实、最前沿的行业面貌。

本期为“译观”栏目第9期，译世界邀请到土耳其知名汉学家、翻译家、安卡拉HBV大学教授吉来（Giray Fidan） 。作为活跃于中土建交文化前沿的80后汉学家，吉来深耕中国文学翻译领域多年，他先后译介了中国经典名著《孙子兵法》、《红楼梦》，《鬼谷子》以及老舍先生的《猫城记》等，并于2016 年斩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青年成就奖。在AI技术飞速渗透各领域的当下，文学翻译被视为尚未被AI完全“入侵”的最后堡垒。然而，随着大语言模型的迭代升级，这一堡垒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次分享中，吉来将结合自身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与我们深入探讨：在AI技术的冲击下，人类译者应如何找准定位、坚守价值，在文学翻译的赛道上如何自处？

人工智能进入文学翻译领域，并非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一场关于语言、文化与“人之为人”的深层讨论。长期以来，文学翻译被视为一种高度依赖人类经验、文化判断与审美直觉的活动，其核心并不只是“信息转换”，而是意义、风格与精神气质的再创造。因此，当人工智能，尤其是以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为基础的机器翻译系统开始介入这一领域时，问题的焦点并不在于“它能不能翻译”，而在于“它在何种意义上参与了翻译”，以及“它在何处必须让位于人”。

从人工智能的发展史来看，其研究目标始终围绕着“模拟”与“理解”之间的张力展开。早期人工智能强调符号处理与规则推理，试图通过形式化逻辑来再现人类思维；而近年来，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新范式则转向大规模数据驱动，通过统计模式与概率关联来生成看似“自然”的语言输出。在文学翻译中，这一转变尤为显著：当代神经机器翻译系统已经能够在句法与语义层面生成高度流畅的译文，甚至在某些短文本中呈现出令人惊讶的“文学感”。

然而，文学语言的核心并不只在于流畅性。文学文本往往建立在历史语境、文化记忆与修辞传统之上，其意义并非封闭，而是高度开放、含混甚至多义。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机器初译的局限开始显现。例如，在涉及隐喻、反讽、语气反转或叙述者不可靠性的文本中，机器往往会选择“语义上最直接、统计上最常见”的对应关系，却无法判断这种直译是否破坏了原作的审美张力。类似地，对于古典典故、文化负载词或具有历史情感色彩的表达，机器往往给出“可理解但失真”的译文，而这种失真，只有具备文化背景与文学判断的人类译者才能识别并修正。

人类译者在处理文学作品时，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而是一系列需要判断、取舍与承担责任的选择。例如，当原文刻意使用模糊指代、语义留白或节奏断裂来制造阅读张力时，译者需要判断这种“不完整性”是否应当被保留；当人物语言在不同情境中呈现出微妙的社会身份差异时，译者必须在目标语言中重新建构这种差异。这些判断，并非源自语言模型对概率的计算，而是来自长期的文化浸润、文学训练以及对目标读者的深刻理解。

从这个角度看，人工智能在文学翻译中的优势与局限同样明显。一方面，AI 在处理大规模文本、识别语言模式、提高翻译效率方面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能力。它能够迅速生成初译文本，帮助译者进行语料比对，甚至在风格层面提供统计意义上的参考方案。这种能力在长篇作品、资料性文本或语言结构相对稳定的叙述中尤为突出，也确实降低了翻译的时间与成本门槛，使更多边缘语言、冷门文学作品具备被“初步译出”的可能性。

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基于模式学习的能力，构成了 AI 的根本限制。文学翻译中最关键、也最难以替代的部分，恰恰往往不是高频结构，而是低频甚至“反模式”的语言现象。例如，作者刻意违反语法常规、使用突兀比喻或制造语义歧义时，机器系统往往会自动“修正”这些偏离，使译文变得顺畅却平庸。而人类译者则需要意识到，这种“不顺”本身正是文学效果的一部分，必须被保留下来，甚至在目标语言中重新创造。

因此，将人工智能视为“文学译者的替代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一种误判。更为合理的路径，是将 AI 视为一种工具、一种协作对象，而非主体。它可以承担初稿生成、术语统一、语料检索等技术性工作，但在涉及风格取向、语气判断、文化转换与审美策略时，仍然需要人类译者进行全面介入、反复修订与最终决断。机器可以提供“可能性集合”，但无法替代人类对“哪一种可能性值得承担”的判断。

这一点，也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文学翻译的本质。翻译并非机械再现，而是一种跨文化的诠释行为；译者并非隐身的技术员，而是介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文化中介。人工智能的介入，并没有削弱这一角色，反而使其更加凸显：当机器能够高效完成大量语言处理工作时，人类译者真正不可替代的价值，恰恰体现在那些需要理解动机、承担意义后果的环节之中。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人工智能对文学翻译的影响，实际上是现代技术对人文实践的一次深度拷问。它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在一个高度追求效率与规模的时代，我们是否仍然愿意为细微差异、文化复杂性与语言不可化约的部分付出时间与耐心。如果文学的价值在于拓展人类经验的边界，那么文学翻译的使命，也不应只是“让文本可读”，而应是“让差异被真正理解”。

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翻译，并不是一个“技术取胜”的故事，而是一场关于协作、边界与责任的持续对话。未来真正成熟的翻译实践，或许既不是“以机器为中心”，也不是简单的“回归人工”，而是一种明确分工、以人为核心的人—机协作模式：机器提供效率与广度，人类负责深度、判断与意义的承担。这种协作关系，不仅决定了文学翻译的未来形态，也在更深层次上，重新界定了技术时代人文实践的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