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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AI的发展改变了翻译的内外部关系，冲击了“人”在翻译中的主体地位，引发了“人”会否和应否在翻译中让位于AI的焦虑与思考。在AI时代，无论是技术问题，还是翻译问题，其本质都是“人”的问题。本文从“人”的角度出发，思考AI时代翻译是否还将存在，翻译将如何存在以及人在翻译中如何存在的三个问题，试图通过重新认识翻译，认识翻译中的人，认识人与翻译、人与世界的关系，以推进翻译主体对其自我意识、主体地位、伦理责任的坚守。
关键词：人工智能；翻译；人学
引言
当下，AI技术日新月异，诸多传统学科，甚至是新兴学科，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纷纷感叹“AI来了，我们该何去何从”，翻译受到的冲击尤其明显。不可否认，AI给翻译从业者带来了便捷高效的工具，但同时也给从业者带来了更大的职业挑战。AI正在改变翻译的工作形态和产业效能，也正改变人们对翻译的认知，“人”在翻译领域的传统定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于AI翻译技术的发展，学界早有感触和讨论。不过，目前的讨论多集中于翻译技术的应用层面，对于翻译中“人”的问题，学界还需要进行更多更深入的思考。
从根本而言，AI冲击的是人的本体地位，引发碳基生命是否让位于硅基生命的思考。在AI的浪潮下，人和世界的关系已然发生改变。译何以为译？人何以为人？需要重新回答。翻译中人的意义和价值，以及翻译之于人的意义和价值，也需要重新定义。本文拟从“人”的角度出发，在梳理AI时代翻译中“人”的境况的基础上，回答AI时代关于人和翻译的三个问题，即(1)AI时代，人还需要翻译吗(翻译是否存在)；(2)AI时代，翻译还需要人来做吗(翻译如何存在)；(3)AI时代，人还有自己做翻译的需要吗(人如何存在)，希冀重新认识翻译，认识翻译中的人以及人与翻译、人与世界的关系，以此推动人对自我意识、主体地位和伦理底线的坚守或调整。
AI时代翻译中“人”的境况
传统的翻译由文本、人与环境三大要素构成，当前的翻译中技术成为了第四大要素。AI不仅增添了翻译要素，也使得翻译的要素关系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就二元要素关系来说，以往的翻译要素关系主要表现为文本与文本、人与文本、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而AI时代则出现了新的二元要素关系，如人与技术、文本与技术、环境与技术等。就三元要素关系来说，在以往的文本 文本 人、人 人 文本、人 人 环境、文本 文本 环境、文本 环境 环境、人 环境 环境、文本 人 环境关系之外，又形成了文本 文本 技术、文本 人 技术、人 人 技术、文本 技术 环境等新的三元要素关系。此外，文本 人 环境 技术的多元关系更是AI时代所独具。简言之，AI的发展改变了翻译内部和外部关系，提出了更为复杂的要素关系问题。
AI改变着翻译，最直观的效果就是提高了译者的翻译效率，降低了翻译的成本，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对文本、人与环境等传统翻译要素产生影响。对于翻译中的“人”，AI所带来的问题最为突出，译者不断感受到自身专业知识的贬值，对自身技术不足的焦虑，对前途的迷惘和对未来的忧虑，技术使用导致认知能力的退化，以及版权、隐私、忠实度等方面的法律风险和伦理挑战等。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人”在翻译中的主体地位的弱化，引发人们对专业译者是否还有出路的怀疑。
实际上，无论是翻译问题，还是技术问题，本质上都是人的问题。因此，从“人”的角度重思“何为译”应当是AI时代翻译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关于人的学说都可以称为人学，包括广义的人学(以人为目的的科学)、狭义人学(以人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属性为研究对象的人学)，以及综合性的哲学人学或人论(提供有关人的存在、发展与本质的整体图景)(林剑 1996：27)。本文拟从后者角度来讨论翻译的未来。
“人”是哲学关切的核心对象，卡西尔(2013：3)曾明确指出：“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从古希腊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柏拉图的“人的理性的动物”，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的动物”，到近代以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人是目的”，再到马克思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存在主义哲学的“存在先于本质”、文化哲学的“人是文化的动物”，无不对人的本质、存在、发展，包括人的属性、需要、意识、理性、感性、价值、伦理、道德、解放等诸多问题作出了深刻的思考。人学可助以回答人如何在翻译技术世界保持自我认知的问题，为我们回答AI浪潮下翻译中“人”的问题提供了关键视点。
AI时代，翻译是否还会存在？
当前，翻译形态在重塑，模式在革新，成本在降低，“人工智能是否会完全消灭翻译”成了众所关心的一个问题。
事物的存在通常由其价值和功能决定。翻译的价值可以从“物质性”和“精神性”两个维度来认识，前者关涉翻译的“语言服务功能与行业特征”(刘云虹、许钧 2017：58)，而后者则关乎翻译“在社会发展、文化传承与交流、思想创造以及国家建设等方面究竟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体现怎样的价值”(同上)。在AI时代，翻译的物质性价值和精神性价值都不可能被消解。只要人类存在语言差异，存在跨越语言差异进行沟通交流的需要，翻译作为语言服务就不可能消失，这是翻译存在的物质性价值基础。而翻译的精神性价值则由人的基本属性决定。
首先，人是符号性的动物，进行符号生产和消费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翻译作为符号转换活动，具有与人共存的必然性。符号是意义的载体，人创造出了符号，也创造出自己的意义，“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卡西尔 2013：43)。人在劳动中创造出语言、神话、艺术、宗教、科学等符号形式，编织起人的经验世界与文化世界。而不同民族在其独特的劳动实践中创造出了不同的符号系统，这就意味着基于符号转换进行意义生产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不可缺少的一环。人类存在的符号性，符号系统的差异性，符号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翻译将永远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根本性的方式”(许钧 2015：9)。
其次，翻译是人介入与建构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人的社会关系可能会因技术而变化，但不会消失。马克思曾说，“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 (中共中央马克思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2009：533)。语言的物质性根基、社会性本质、实践性功能赋予翻译以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性质与功能。人类的社会生产、社会交往与社会建构以思想观念为基础，而思想观念又依赖语言符号为中介。人的每一次翻译行为，都是与他者世界建立新关系的行为。翻译通过把异质叙事接合成本土可理解的符号，完成关系再生产。因此，语言符号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起到了根本性的支撑作用，这也使翻译“始终是一种建构性的力量，与人类及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形成互动的关系”(刘云虹、许钧 2016：98)。
再次，翻译是思想创新的力量，我们对思想创新的需求将永远存在。语言是人类思想的边界，人类语言的发展与思想的进步同频共振。每种语言都建构了一套思维方式，翻译语言就是翻译思想。翻译通过对语言形式与语言内容的转换与创造，不断革新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思维内容。佛经翻译时期，译经家们创造了很多新的表达，使汉语词汇、语体得以更新与发展，从而拓展了中华民族的思想疆界。五四时期翻译活动也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和句式，推动了新文学、新文化的发展。如果没有翻译，文字、文学与文化的创新便难以推进，人类的思维方式与思维内容也难以革新。
还有，翻译是文化传承和文明存续的通道。语言符号的意义建构与保存功能使之成为人类文化存在的普遍性要素。文化借助符号获得相对固定且独立的形式，而翻译使不同的文化得以相互沟通与重构，因此翻译既是人们跨越文化藩篱展开沟通的活动，也是人类延续与建构自身文化存在的活动。对具体民族而言，其文化依赖于对其身份、记忆、传统的继承和阐释，而每一次翻译都是对过去的重新阐释。如果没有翻译，《论语》和《圣经》等经典所承载的文化记忆早已消亡；如果无人传译，诸多族群的创世史诗便无法保存，民族存在的叙事就会湮灭。正是因为对外来文化的大规模翻译活动，中华文化与异质文化互相碰撞与交融，从而达到对自身的丰富与超越。可以想见，如果没有翻译，人类文明将陷入无数封闭的孤岛，终将因熵增而寂灭。
另外，翻译还深度介入人类历史的发展与书写。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与历史进步都与翻译密不可分。中国历史上的数次翻译高潮既是翻译事件，又是历史事件，它们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动物无法建构自身的历史，只有人才能将历史以物质方式呈现。历史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始终在生成之中，历史也并非自在地存在，它必须被叙述、被传递、被重写。翻译是历史得以跨时空书写的必要条件。翻译也并非透明中介，它始终是一种选择性书写的行为。对历史展开一次翻译就是一次新的历史书写，翻译为历史书写提供筛选机制。
可以说，历史在翻译中存在，翻译让历史得以在场。翻译为人类保存关于自我的记忆，例如对南京大屠杀真相的传译以及对战时翻译史的记录和书写，让世界人民得以认识与铭记这一段历史。此外，每一次翻译都是对历史的重新阐释。我们当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阐释与翻译，便是对历史的重新建构，使其重新焕发活力。
概言之，AI时代，翻译不会消亡，因为它承载的使命不变。它使人的自我存在在他者的世界中获得确证，使历史获得时空延展的可能。
AI时代，翻译是否还需要人来做？
当前，许多从业者面临职业危机。“AI时代，翻译需要人来做，还是仅需要机器来做”是一个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建立在把握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各自的独异性与有限性的基础之上。
表面上看，行业场景中的翻译需要人来做还是仅需要机器来做，取决于人和机器何者更能“成事”，即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能、更好的质量完成翻译任务。对于占翻译市场主要份额的实用文体材料而言，AI翻译比起人类译员的确更占优势，因为AI采集了大量的语料，同时此类材料的翻译通常只需达到基本的忠实和通顺即可。
不过，AI在数据采集、加工和应用方面存在天然的缺陷，如“数据代表性(即训练数据在语言类型、文化属性方面的不平衡性)、数据安全性(如数据泄密)、数据伦理性(如被调用数据的版权)、数据权威性(相关数据或信息的影响力和代表性)、数据合理性或规范性(人工智能‘黑盒’现象，即在数据调用、算法应用、模型生成等方面无法解释或者控制的问题)”(张威 2024：146)等。这些问题导致AI幻觉(hallucination)的产生，即生成与事实不符、不合理或者缺乏依据的内容的现象。有信息显示，OpenAI的04mini模型在PersonQA基准测试中幻觉率高达48%。文献错误极为普遍，虚构案例引用情况也比比皆是，用过大语言模型的人对此不无体会。虽然相关数据会因测试基准、任务类型和模型版本产生显著差异，但大模型设计的底层逻辑决定了AI幻觉不可能消除。AI幻觉的存在决定了AI翻译幻觉的存在，尽管人工智能翻译(尤其是在非文学领域)的替代程度越来越高(韩子满、徐珊珊 2023：40)，但是这种特定专业领域的认可并不能掩盖AI翻译幻觉的频繁发生，即在翻译中出现诸如语义偏离、过度意译、虚构添加、文化误译、结构扭曲、术语错误等问题。
从根本上看，目前人工智能仍然只是片面地模拟了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力，与人类智能存在本质性区别。人的“类本质”植根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人工智能缺乏自我意识、对象意识以及人的非理性部分，也缺乏真实的肉身体验与需求作为基础。正因为人总是根据主体的需求和目的，以及客观世界的规律展开实践，人工翻译才从根本上区别于AI翻译。对于已经形成固定译法的词汇、句式、表达，AI翻译可以很好地胜任，但仍然存在大量的概念、术语、表达缺省的领域，AI翻译还需要人根据现实需要与条件进行创造和译文审定。对于审美性更强的文学翻译，AI更显乏力，尤其是“那些文学天才才能创作出来的具有永久价值的优秀文学作品”，则只能由杰出的译者完成，这是“任何翻译工具都无法取代的”，因为人工智能基于大数据模型产生的“数据模拟和概率生成的符号”(查明建 2025：8)，并不能真实地传达人类的思想与情感。
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AI还带来了伦理、法律、资本、意识形态风险。鉴于AI翻译存在天然的缺陷，AI和人注定不是对立的关系。在AI时代，不仅具体的翻译过程需要人机协同，翻译职业范围也会进一步扩大，行业中会出现诸多只有人能做的新工作，包括解决翻译技术解决不了的问题(翻译中的中国形象建构问题)；运用技术解决翻译问题(关注垂直领域，提高具体领域翻译工作效率)；帮助解决翻译技术本身的问题(指出技术与社会现实需求之间的差距，关注技术可能带来的影响，使技术更好地与翻译相融合)；翻译技术教育问题(教不同人群实用翻译技术，进行专门的技术工具教学与推广，提高各种翻译技术的使用效率)；翻译市场研究(规划解决企业出海所需要的信息、设计收集信息的方法、管理并实施信息收集过程、分析研究调研结果，进行定性研究、定量研究、零售研究、媒介和广告研究、商业和工业研究、民意调研、桌面研究)等。
综上可见，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AI冲击人在传统翻译中的地位的同时，也为翻译人带来了新的机遇，人作为翻译行为主体的身份并不会被消解。
AI时代，人还需要自己做翻译吗？
在AI尚处于“弱智能”的时代，翻译无疑还需要人来做。那么，假设AI发展到了“强智能”阶段，人还需要自己做翻译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审视人和翻译之间的本质关联。
首先，翻译是人的存在方式。翻译是人理解世界、他者、自我及其之间关系的基本方式，人在翻译中显现与生成其“间性”存在。“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海德格尔 1996：358)，语言先在地规定了人的认知框架与思维方式，人只有通过语言使用与语言交往，才能理解世界、自我与他者的存在。恰如伽达默尔(Gadamer 2004：250)所言，“理解是人类生命本身存在的原始特征”。而“翻译在形式上和语用上隐含于任何交流行为中，隐含于每种意义模式的发出与接收中，无论是在最广义的符号学意义上，还是在更具体的言语交流意义上。理解即翻译。聆听意义即翻译”(Steiner 2001：xii)。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作为人类理解生命活动的基本方式，翻译行为普遍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之中。翻译不仅是工具，而是人之存在的基本方式。
人的此在澄明是建立在与世界的关系之中的，只有在翻译中，人才摆脱孤立而与世界建立起共在关系。海德格尔(Heidegger 1996：63)曾说：“翻译之难从来都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是关乎人类与语言的本质以及语言的价值之间的关系。告诉我你对翻译的看法，我将告诉你，你是谁”。人在翻译他者和翻译自我的交互中认识世界、他者与自我。“翻译甚至可以将的确隐藏于被翻译的语言之中但尚未明晰阐明的诸多联系揭示出来”(同上：62)。因此，翻译内蕴着人的存在方式与存在状态，人从事翻译，本质上就是体验、揭示与建构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他者的关系，以及人与自己的关系。人以其在自我世界中的真实感受为基础，通过翻译去体验自身之外的世界，人无法交由AI去获得自身存在的体验。翻译不仅为人打开了通往其他意义世界的大门，也不仅仅是个体译者谋生的手段，更是整体的人的存在之根。
其次，翻译是人类精神发展的内在动力。语言之所以发生，是出于人的精神需求，其根本动力内蕴于“人的本性之中”(洪堡特 1999：25)。因此，对人类语言活动的认识绝不能停留于外在形态及其工具功能，而必须认识到“语言植根于人性之最深层面”，当我们对语言加以考察和掌握之后，便“可以返回到人性之中”(卡西尔 1988：9)。因此，人的自我认知、精神力量与人的语言交往与发展密不可分。作为人类的跨语言交际活动，翻译将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实则是一种精神对另一种精神的探索，是人类精神力量发展的内在需要。
同时，语言对精神具有反作用，“对于人类精神力量的发展，语言是必不可缺的”(洪堡特 1999：25)。维特根斯坦(2009：85)说：“我的语言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人的精神通过语言获得外在形态，并构筑起人的世界观。而“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洪堡特 1999：72)。因此，翻译本质上在探索人类理解世界的可能性。不同世界观之间的碰撞就意味着翻译的发生，翻译是不同世界观对话和协商的桥梁。可以说，语言是人类精神力量(人性)的表现与进步的动力。语言并非无生命的产物，而是一种精神生产活动。人类“学习”一种语言绝非简单接受或复写，而是“更高层次的创作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不仅得以洞悉恒久的秩序，而且还参与了对这一秩序的建构”(卡西尔 2004：55)。因此，人不仅在翻译所开启的语言交互中理解和把握自我、他者与世界，还在经由翻译介入并展开了对人自身、他者与世界的建构与创造。
再次，翻译是人实现社会化的基本方式。人是社会化的动物，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符号系统为中介，人将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区别开来，自觉到人的社会性存在，并完成人的社会化过程。人的存在依赖于社会关系，人在社会生产与社会交往中创造人的社会本性，而人的社会生产与交往离不开人的符号化活动。从未与他者进行符号交换(即翻译行为)的“狼孩”无法完成其社会化；婴儿只有将自身的混沌欲望“翻译”为可被家人和社会理解的符号才形成自我认知。可以说，人的符号化程度决定了人的社会化程度。人走出物理世界之后，符号世界在人之本质的创造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符号世界越丰富，人的社会化程度越高，人类社会就越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西尔(2013：43)指出：“人的符号活动能力(symbolic activity)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就相应地退却多少。”翻译让“我”与他者遭遇，以此建构自我意识。因为“对别人的表象同自己的自我意识水平有密切联系”(安德列耶娃1984：118)。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始终处于特定社会历史所给定的符号世界之中，因此人必须不断通过既有的符号系统理解、把握与建构人的社会关系，而人之本质的历史性决定了人不断在转换性与创造性的符号翻译中重构其社会关系，不断提升人的社会化程度。换言之，人的社会存在不是静态的“是”，而是动态的“译”。
最后，从人的本质生成与存在意义来看，翻译是人对存在本质与存在意义的创造。人是自否定的存在。人的自否定性决定了人之本质的未定性与超越性。“人生的意义在创造”(梁漱溟 2007：3)！人只有在创造性的实践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并获得真正的自由，也正是在自否定的感性实践中，人通过制造工具与创造符号不断生成自我的本质与存在意义。翻译的本质属性包括符号性与创造性，翻译的符号创造性从根本上来说植根于人的符号创造性。翻译与人在符号创造性层面的本质关联决定了翻译是人确证自我与成就自我的途径。人类本质生成的内在机制蕴含于将本质力量对象化(制造工具)以及将对象化的物质力量人化(使用工具)的历史实践。当前，AI翻译技术的开发正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AI翻译技术的应用正是对象化的物质力量人化。AI翻译技术作为人制造和使用的工具确证了人，但其伴随而来的对人的“异化”需要人在实践中解决，而其前提在于坚守翻译之于人创造存在意义的价值，认识到AI翻译在其中的辅助功能而非主导功能。这就要求人将自己视为翻译目的。康德指出，“人是目的，不是工具(或工具)……我们不能把他看成只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改变他的地位”(周辅成1987：370371)。因此，人不能被视为从事翻译的工具，而应当被牢牢锚定为翻译的主体与目的。
人与翻译的关系，不仅在于人通过翻译达成某个外在目的，更在于人通过翻译成就内在的自己，即翻译对于人而言，不仅具有“成事”的工具价值，还具有“成己”与“成人”的精神价值。不论是对于个体的译者，还是对于整体的人类而言，翻译的符号创造性对于人类建构属人的意义世界与人类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许渊冲正是在“求美”的创造性翻译中创造其独特的翻译人生与存在意义。一言以蔽之，以翻译“成事”的译者，本质上是作为“手段”存在的，可能被技术工具所替代；而以翻译“成己”与“成人”的译者，本质是作为“目的”存在的，永远不会被技术工具所替代。
在人工智能时代，翻译的人学问题，不仅是“翻译如何服务市场”，更是“人如何通过翻译实现自身的存在”。有了索道，人依然徒步攀登高山；有了汽车，人还是会走路、跑步；有了计算器，人还是会口算心算；有了AlphaGo，人还是会下棋。因为，这些都是人挑战与创造自我本质的途径！翻译也一样，是人确证与成就自我，创造精神与物质价值的方式。
结语
AI的出现与发展既为翻译中的“人”带来了危机和挑战，也为其带来了机遇和发展。面对AI催生的诸多关于翻译中的“人”的问题，本文认为，在AI时代，翻译仍旧会存在；人也依旧需要做翻译；人是翻译的目的而非手段。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只有在深刻认识人、翻译、人工智能(翻译)的本质，以及翻译与人的本质关联的基础上，才能正确把握与发挥翻译之于人之本质与存在的价值，才能认识到人工智能是人类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最新产品及其在翻译中的工具属性与历史后果，才能明晰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独异性与有限性，才能让人在翻译中肯认、坚守、高扬其自我意识、主体地位与伦理责任，最终实现人在翻译中成就自我的终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