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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运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分析框架，将翻译职业伦理置于社会加速与行业加速的时代背景中进行系统性考察。研究表明，在当前技术主导的社会环境中，译员主体地位弱化、职业身份不稳定及职业精神矮化等伦理困境日益凸显，导致译员行为频繁偏离《译员职业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中“妥用技术”、“端正态度”、“胜任能力”和“提升自我”四项核心准则。针对这些新型伦理挑战，本文借鉴国际翻译职业伦理规范实践经验，结合罗萨“加速”理论中的“共鸣”视角，从与技术、与他人和与超越范畴三重关系出发，提出扩大集体责任范畴、细化行业机译规范、加强跨学科培养、健全资格准入制度和增强译员美学教育五项创新性对策，旨在构建技术时代翻译职业伦理的新秩序。

关键词：翻译行业；翻译职业伦理；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共鸣; 技术伦理 

1. 引言

翻译职业伦理作为翻译伦理的下义概念，主要关注职业活动中特定社会角色所承担的社会权利、义务和责任等规定性要求（任文，2020：18）。长期以来，国际译联《译者宪章》（1963）和国际口译协会（AIIC）《口译职业道德准则》（2014）等文件均对职业译员的权利（如报酬标准、职业尊严等）与责任（如保密义务、译文质量、译员能力等）作出了明确规定。我国于2019年首次出台了《译员职业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下称《行为规范》），以规定性方式确认了职业译员的“应为”和“毋为”。

《行为规范》提出了包括“端正态度”、“胜任能力”、“忠实传译”、“保持中立”、“保守秘密”、“遵守契约”、“合作互助”、“妥用技术”和“自我提升”共九项职业道德准则，从契约精神、译文质量与服务态度等多维度对译员提出明确要求。然而，翻译职业伦理的践行并非发生在“真空环境”中，译员对不同准则的遵守程度往往受到多重社会因素的制约。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技术的迅猛发展，技术在语言服务领域的能力显著提升，促使译员与技术深度融合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滥用、译员边缘化和译文同质化等一系列问题。在人机协作成为翻译常态的今天，技术已成为反思翻译伦理问题的关键切入点。目前，国内学界已有学者对翻译技术伦理、机器翻译伦理和翻译数据伦理等相关问题展开研究（郝俊杰 等，2019；任文，2019；王华树 等，2022）。然而，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技术进步还导致翻译行业整体运转速度加快，全面的加速环境迫使译员为追求效率而牺牲质量；日益扩大的社交网络则使译员角色呈现多元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译员对翻译工作的专注度。可以说，译员职业伦理正面临由“加速”现象引发的全新挑战。

二十世纪以来，众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尝试从不同角度厘清人、技术与社会三者间的复杂关系。其中，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将技术理性批判思想置于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位置。当代学派第四代代表人物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提出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Theory of Social Acceleration Criticism）将研究焦点转向技术引发的“速度”变革，并将“速度”从单纯物理概念提升为社会文化议题进行深入探讨。罗萨的“加速理论”不仅揭示了速度维度下职业伦理面临的挑战，其提出的“共鸣”理念也为解决相关伦理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

2 社会加速视野下翻译职业

伦理挑战

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长期关注人的自主发展与解放的核心旨趣。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系统观察，罗萨发现当代社会中技术已偏离了其最初帮助人们节约时间的设计初衷，转而成为一种新型时间规范。技术对个体意识和行为的影响已不再是解放，而是施加压力、束缚与支配。罗萨强调，现代社会的“加速”主要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显现：技术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步调加速，这三个维度彼此因果关联，构成一个自我驱动的加速循环系统（罗萨，2018）。

2.1 技术加速下译员主体地位面临的困境

技术加速作为引发其他两种加速现象的根源，主要指通过科技手段提升生产与流通等目标导向过程的运行速率（罗萨，2018：4）。自人类迈入信息化时代以来，“实时”传输的光电信号几乎消除了人类在空间与时间上的距离限制，技术的信息算力按照“摩尔定律”指数级增长，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已逼近人类水平。在各类技术密集型行业中，传统业态正因技术加速而发生静默转型，技术极大地提升了原本受限于人类生理结构的效率上限，却也同时侵蚀着人类在行业中的存在价值。

在翻译领域，译员的主体地位正面临来自技术加速的严峻挑战。一方面，随着技术在语言处理与翻译方面能力的显著提升，译员在跨语言转换任务中的主体性地位受到明显威胁。自机器翻译诞生之日起，其“即时响应”的先天优势就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们对其译文质量不足的关注。技术的高效特性与现代社会追求“快”的商业本质相互呼应，持续推动翻译技术研发投入不断增加。经历了基于规则、统计方法、神经网络到人工智能等四次重大技术迭代后，机器翻译能力已从最初仅能处理固定短句或特定语对，发展到如今能够在不同语体风格间实现多语种跨语言转换（Lyu et al，2023）。技术性能的跃升促使译员越来越依赖技术手段，部分译员甚至过度依赖技术，将原本“技术助人”的关系倒置为“人助技术”，背离了《行为规范》中“妥用技术”的核心理念。

另一方面，技术加速也对译员在整个语言服务行业中的主体地位构成深刻挑战。在传统模式下，无论是翻译、语言本地化等直接翻译服务，还是语言辅助工具研发、语言培训等间接语言服务，都有译员深度参与或以译员为中心展开。而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持续升级，其应用边界获得极大拓展，除了基本的跨语言转换功能外，还逐步实现了知识挖掘和模型调度等高级功能，能够直接向终端用户提供语言信息转换所需的全方位技术、工具、知识和技能支持。例如，ChatGPT已具备在完成译文输出后，根据用户特定需求，将译文转换为更为精简、易于理解的内容，或对文本进行情感分析，解读文字背后传达的情绪，协助企业有效监控管理品牌声誉和客户反馈（Hariri，2023）。当与语音识别和图像识别技术模块整合后，ChatGPT还能为残障人士提供专业语言服务（Lyu et al，2023），实现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等高级任务。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的多元化应用正在重塑语言服务行业的传统结构和分工模式，部分译员可能逐渐沦为语言服务过程中的“局部角色”，技术妥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2.2 社会变迁加速下译员职业身份的不稳定性

伴随技术加速的进程，社会结构性变化速度也随之加快。具体而言，社会制度、组织结构及关系网络较之从前在更短时间内发生剧烈变动（郑作彧，2014：115）。对大多数行业来说，社会变迁加速导致职业需求更迭频繁，职业技能与角色的“革新密度”持续提高，这迫使从业者不得不选择职业多元化发展路径。然而，由于学科知识交叉融合、工作任务边界模糊，众多职业岗位界限日益淡化，从业者的职业身份认同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在传统认知框架中，译员主要指承担双语或多语转换工作的专业人员。但在当代职场环境中，一名合格的译员不仅需要精通外语知识、掌握翻译理论与技巧，还必须具备相关专业领域的知识储备。《中国地区译员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007）显示，翻译行业从业者的学历背景中，64%为外语专业，28%为理工科专业，仅有2%为翻译专业出身。现今各大招聘平台对译员职位的能力要求描述中，大量岗位明确要求应聘者具备化学、机械、金融等特定学科背景或相关行业从业经验。这一趋势在未来很可能持续强化。随着社会变迁加速推动新兴行业不断涌现，专业知识壁垒将进一步弱化“翻译技能”与译员职业身份之间的内在联系。

即使成功获得职业身份认证，众多译员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依然面临一岗多责的现实困境。通常情况下，企业内部译员除了完成基本的文件资料翻译外，还需大量承担信息情报搜集、谈判协助、商务沟通等非传统语言转换工作。翻译公司中的译员在参与本地化翻译项目时，其工作职责往往延伸至信息传递、文本排版和图文设计等多个环节。在广告翻译领域，译员普遍需要兼任跨文化营销专员的角色（冯曼，2014）。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翻译、图像处理、信息采集与加工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译员职业身份的外延仍将持续扩展。这种不断变化的职业身份定位使译员难以聚焦提升核心翻译能力，致使《行为规范》中“自我提升”准则在实践中难以落实。

此外，社会变迁加速还导致许多行业面临“现在时间的萎缩”，使从业者难以获得长期稳定的职业保障。根据《2022中国翻译人才发展报告》统计数据，目前我国翻译服务人员总量已达538万，其中翻译服务机构专职译员约98万，仅占总体的18.2%。这一数据清晰表明，在当前就业市场环境下，兼职译员数量远超全职从业者。同时，随着现代社会“参与式文化”的盛行，众包模式吸引了大量翻译爱好者、积极参与者和其他社会人士加入翻译实践，导致当代职业译员群体呈现出日益明显的职业身份流动性（fluid professional identity）（Drugan et al.，2017：121）。译员职业安全感与制度保障的严重不足，使得《行为规范》中的“自我提升”原则沦为难以实现的理想化目标。

2.3 生活步调加速下译员职业精神的矮化

技术加速与社会变迁加速最终引发了人们生活步调的加速现象。生活步调加速具体指由于时间资源日益短缺，单位时间内行为事件和体验事件数量显著增多（罗萨，2018：5）。当代社会广泛崇尚“忙碌文化”，人们似乎只有通过持续高强度工作才能获得社会认可。通过不断压缩时间，从业者能够完成更多工作任务。然而，《哈佛商业评论》（2023）明确指出，当员工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或仅基于工作时长对员工进行激励时，员工的生产力和工作效率不仅不会提高，过度忙碌反而会降低员工的整体敬业度。

在翻译领域，Kovačević（2014）的研究显示，当前主流的译后编辑模式生产力大约为传统人工翻译的2-4倍。然而，翻译效率的提升并未使译员工作变得更为轻松。在译后编辑模式下，译员需要同时处理原文、机器译文和人工编辑译文三类信息，且有63%的译员在实际翻译过程中需要对70%-80%的原文内容进行核对（李梅，2021）。与传统直接翻译方式相比，译后编辑模式实际上增加了单位时间内译员的信息处理密度。这种工作模式给予译员更多的是一种“体验”而非“经验”，译员获得的多为片段化、即时性的感受，而非时间连续性的、整体性的专业积累。正如Koehn（2009）所指出的，在机器辅助环境下，译员的工作模式日益趋于机械单调，译员的职业价值感持续下降。

同时，译员信息处理强度的提升并未相应改善其生存状况。译后编辑工作通常需要调用客户的翻译记忆系统，而重复性语料在计费时往往不被纳入。相当数量的译员（尤其是初级译员）反映，承接译后编辑任务的单位时间报酬普遍低于传统翻译模式（冯曼，2020）。单位薪酬的减少迫使译员不得不接受更多翻译任务以维持原有收入水平。对于自身不擅长或不感兴趣的专业领域，译员可能出于生计压力而勉强接受相关任务，这与《行为规范》中“端正态度”和“胜任能力”两项核心职业准则明显相悖。

繁重的工作量和现代化的翻译生产模式使当代译员难以像传统“作坊式”工作环境中的翻译家那样对译作进行精心打磨。在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今天，那些能“多劳多得”甚至“多劳少得”的译员反而更受市场青睐，尽管其译文质量在专业评判标准下或许并不出色，但只要“略高于客户预期”，就足以让这些“效率优先型”译员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立足。在技术规约与效益至上的商业理念主导下，译员的创造性逐渐被压抑，自我职业认同持续弱化，最终形成职业精神矮化、译文质量下降与工作负担加重的恶性循环（李静 等，2023）。

3 “加速”理论对翻译职业伦理

内涵的拓展

面对加速社会引发的多重问题，罗萨在整合大量实证研究后提出，应以“共鸣”态度作为解决路径，从与物、与他人和与超越范畴三重关系入手，消解加速现象导致的异化。“共鸣”本质上是一种与世界相互敞开的状态，将世界对我们的回应视为支持而非被我们支配和利用的对象（郑作彧，2021），是一种更为基础和根本的前反思性、前认知性的实践和情感体验（张彦 等，2021）。具体而言，与物的共鸣指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如物理实验中，学生在操作物体的同时通过观察物体运动来理解物质世界的基本规律；与他人共鸣则聚焦于人际关系的互动；与超越范畴的共鸣则触及理想、信念、永恒等超验维度，如同人们在庙宇祭拜或仰望星空时所体验的深刻感动。

三维度“共鸣”理论对解决翻译职业伦理问题的启示在于：我们不能局限于单一维度寻求解决方案，而应围绕译者主体，全方位考量不同关系层面：在水平方向上，审视与众包译者、翻译爱好者等非职业参与者的互动；在对角方向上，重新定位译员与翻译技术的互动关系；在垂直方向上，强化职业追求与理想的价值引领。基于此，本文提出五项具体措施：扩大集体责任范畴、细化行业机译规范、加强跨学科培养、健全资格准入机制、增强译员美学教育。其中，前两项措施旨在解决“妥用技术”的实践困境；第三、四项措施着力提升译员职业竞争力，改善译员生存状态，促进“胜任能力”和“自我提升”准则的实现；第五项措施则着重构建与超越范畴的共鸣，激发译员追求卓越的职业理想，推动“端正态度”等职业伦理准则的全面落实。

3.1 扩大集体责任范畴

与技术实现“共鸣”本质上等同于“妥用技术”，二者均强调人与技术间的动态互构关系。表面上看，人是技术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但从另一角度看，技术性能的提升也不断重塑“妥用技术”的内涵。这如同手机发展历程所展现的：在手机诞生初期，我们主要将其用于通话，而随着功能扩展，“妥用”已自然延伸至音乐欣赏、视频观看和游戏体验等多元应用场景。当下，翻译技术已实现跨越式发展，我们必须认识到“妥用技术”不等同于减少技术使用，译员与技术的融合程度在翻译实践中必将持续深化。《行为规范》中所强调的“妥用技术”并非着眼于技术使用的频率或形式，而是指译员能够准确识别技术能力的边界，并据此调整翻译策略和方法。若机器翻译质量已臻完善，直接采纳无修改的译文本身并不构成伦理问题；但当机译质量欠佳时，译员未能识别或未作适当调整，则违背了妥用技术的核心原则。

在实际操作中，“图省力、走捷径”的心态往往是译员违背妥用技术准则的主要原因。然而，在人机协作的翻译模式下，部分违反准则的情形实际源于技术本身的固有特性。Vanmassenhove（2019）的研究表明，机器翻译作为技术算法的产物，其输出译文实质上是对人类社会自然语言使用习惯的复制，因此人类语言中潜藏的特定偏见（如性别偏见）会在机译过程中被不自觉地体现甚至放大。例如，使用有道词典翻译“新闻发言人说的不对”这一中性表述时，机器生成的英文译文为“What the spokesman said was wrong”，贸然使用带有明确性别指向的“spokesman”一词，在原文并未提供性别信息的情况下，容易导致与客观事实不符的错误理解。此类翻译问题因涉及隐性知识和文化内涵，译员识别难度较大，且往往具有系统性和全局性特征，完全依靠译员在审校环节进行查找与纠正效率低下，而通过算法优化从源头规避此类问题则可能是更为有效的解决途径。

因此，为弥补译员个体力量减弱带来的责任缺口，有必要将翻译技术背后的开发主体纳入考量范围，以“集体责任”方式进行补充。“集体责任”主张的主体间性伦理观与《行为规范》致力于构建积极健康的翻译工作环境、提升翻译整体工作效能的初衷高度一致。当前，国内已有企业（如腾讯）在其机器翻译服务协议中明确界定了付费机器翻译的适用范围并制定了相应赔偿机制。这意味着当人工智能技术未能有效履行翻译服务规范时，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其开发者将“代位”技术主体，向客户提供必要赔偿。展望未来，应考虑适时将翻译技术开发者纳入翻译伦理评价体系，促使其在软件开发阶段即着手规避伦理问题，从源头消除译文中可能存在的性别、宗教和种族偏见。正如刘成科等（2023：82）所指出的，应将语言服务公司和互联网巨头等置于翻译技术与世界的关系界面下进行系统性的伦理评估与反思。

3.2 细化行业机译规范

不同行业对机器翻译的应用场景和译文质量有着各自特定的要求，基于行业特性细化机器翻译使用规范，能够使“妥用技术”原则更加具体化、可操作化。原则上，在那些误译可能对行业核心价值造成严重损害的领域，译员应当谨慎使用或完全避免使用机器翻译。这是因为在译后编辑模式下，译员虽然看似能够自主地对机器生成的译文进行修改或润色，但实际上往往受到机器翻译所设定的上下文语境限制。此外，译员在审校机器翻译时，多采用片段式修改方法，容易因缺乏整体视角而导致指代不明或语义偏离等问题。例如，在法律翻译领域，美国司法部发布的《语言服务计划》明确规定，当信息涉及个人权利或重要利益，当翻译精确度至关重要，或当源文本使用非正式语言（如俚语或隐喻）、语法结构不明晰、包含缩略词或首字母缩写词，或内容复杂、技术性强或篇幅冗长时，不建议使用机器翻译。

然而，在特定情境下，如紧急状况或误译容忍度较高的场合，适度增加机器翻译的使用比例也可被视为“妥用技术”的体现。比如，同样在法律翻译领域，庭审前的证据开示（pre-trial discovery）阶段，由于误译风险相对可控且补救措施较为充分，控辩双方交换的证据及其他法律文件可以适当引入机器翻译辅助（Vieira，2020）。在医疗翻译中，当遇到急诊抢救等紧急情况时，也应当允许随诊口译员更多地参考机器翻译提供的术语或表达，而不必过分担忧技术使用可能带来的伦理风险。针对这类行业特殊情境，应在译员职业伦理规范中予以明确说明，通过成文规定引导译员行为，同时为潜在纠纷的解决提供必要的评判标准。

此外，当译员不得不接受自身不熟悉行业的翻译任务时，细化的行业机器翻译规范能够为译员提供基础性指导，包括对翻译内容难度和准确性要求形成合理预期，同时对过度依赖机器翻译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给予明确警示。研究表明，在英汉语对的医疗机器翻译中，约有8%的内容存在准确性问题，可能导致潜在的严重后果（significant harm）（Khoong et al.，2019）。若译员在审校过程中未能发现这些错误，可能会危及相关人员的生命健康安全。因此，对于特定专业领域的翻译工作，应通过制定规范化文件，为机器翻译的合理使用提供明确指导建议。

3.3 加强跨学科培养

在技术进步和翻译民主化双重趋势的冲击下，以跨学科为导向的译员职业能力培养变得尤为关键。在翻译技术尚未广泛普及的时代，一名合格译者的知识结构主要包括外语专业知识、翻译理论技巧以及相关领域专业知识。然而，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全面到来，翻译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人机协作已成为语言服务行业的主流工作模式，这要求当代译者除掌握语言能力、翻译专业知识和相关领域专业知识外，还需具备计算机技术素养，形成“四位一体”的复合型知识体系。近年来，随着ChatGPT等大型语言模型的问世，译者亟需拓展新的知识领域。研究表明，通过精心设计包含翻译任务（Translation Task）和文本背景域（Context Domain）等元素的提示语（Prompts），可显著提升ChatGPT的译文质量（Gao et al.，2023）。这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掌握与人工智能有效对话的能力很可能成为译员的必备职业技能。

面对非职业译员日益增长的竞争压力，职业译员应将精力投入到普通翻译爱好者难以胜任的专业领域。这类工作通常涉及学科深度交叉，尤其是关联度较低的学科之间的融合，如法律与翻译、工程技术与翻译、通信制造与翻译等。由于涉及大量专业知识，特别是丰富的隐性知识，此类文本会使未经专门训练的译员容易陷入术语泛化翻译、信息缺失甚至严重误译等问题。例如，在法律文本翻译中，许多译员习惯将我国刑法中的“有期徒刑”英译为“fixed-term imprisonment”，但“fixed-term”一词会使西方读者误解为刑期固定不可变更、不可减刑，且未能体现我国区别于西方累加刑期的有限刑期法律概念，更准确的译法应为“definite term”。由此可见，系统性的跨学科知识学习是实现高质量专业文本翻译的必要前提。

在国际实践中，各国翻译行业协会组织的译员资格认证考试通常包含特定专业方向的翻译能力评估。美国翻译协会（ATA）的资格认证考试就专门设置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专业内容的考核环节。加拿大社区口译员语言与口译技能评估工具（Cilisat）认证考试则重点考察医疗、法律领域的双语转换能力。目前，国内也已推出多种跨学科翻译职业认证，如法律英语证书（LEC）、医护英语水平考试（METS）等。同时，国内高校也逐步设立了专业导向的翻译学位项目，如中国政法大学开设的法律翻译专业，南方医科大学设立的医学翻译专业等。可以预见，随着技术发展，那些简单重复性的翻译工作将逐渐消失，而需要综合运用语言能力与专业知识的高难度翻译任务仍将由兼具语言技能和专业背景的人类译员承担，“翻译+专业”很可能成为技术时代优秀译员的核心竞争力。

3.4 健全资格准入制度

切斯特曼（Chesterman，2001：150）曾以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的德性伦理学为理论基础，提出了翻译承诺伦理（Ethics of Commitment）模式，并仿照律师、医生的职业宣誓，创立了《圣哲罗姆誓约之倡议》，旨在强调译员责任实现必须依靠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的统一。然而，与医生、律师、会计等高度规范化的职业不同，我国翻译行业虽然设有官方认定的翻译专业资格证书（CATTI），但证书取得与职业资格认定之间的关联性相对薄弱，实践中许多未持证人员也能从事全职或兼职翻译工作，并常常通过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报价争取翻译资源，导致翻译市场出现不良竞争现象。

考虑到翻译以语言为载体，双语及多语转换在日常生活和多种职业场景中广泛存在，因此实行全面性的资格准入制度在客观上难以与翻译实践特性相符。但在某些特定的翻译细分领域，完善持证上岗机制确实有助于提升译员的职业安全感和荣誉感，在为翻译质量提供基本保障的同时，有效规范市场秩序。例如，美国联邦法院早在1978年就制定了《庭审口译员法案》（Court Interpreters Act of 1978），并在1980年代开发实施了“联邦法庭口译员资格考试”[ 联邦法庭口译员资格考试. https://shorturl.at/Fpe8k]（FCICE）。这意味着在美国，担任法庭口译员必须以通过专业资格认证作为前置条件。与此类似，我国也于2021年发布了《司法翻译服务规范》，其中第5项基本资格规定明确指出，获得国家法律翻译相关资格认证是从事司法口笔译工作的必要条件。

除法律翻译外，医疗翻译领域因译员专业能力不足引发的严重事故也不断提醒我们健全资格准入机制的重要性。著名的Willie Ramirez案例就是一个典型警示：由于缺乏必要的医疗翻译专业训练，译员错将病患家属描述的“intoxicado”（感到恶心）译为“intoxicated”（醉酒），导致医院采取了错误的治疗措施，最终造成古巴裔美国棒球明星Willie Ramirez永久性四肢瘫痪。此外，在工程建设和外事外交等领域，也存在因译员专业素养不足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负面影响的案例。因此，对于那些关系国家公共利益和个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专业翻译领域，应当建立健全翻译资格准入机制，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最大限度减少因缺乏专业训练而可能带来的翻译风险。

3.5 增强译员美学教育

与超越性范畴的“共鸣”在中外翻译伦理研究传统中早有渊源。钱钟书先生早年提出的“化境”思想，将翻译实践中的“求美”目标从最初设定的“最高标准”转变为“最高理想”（郑海凌，2001：71），这一从“标准”到“理想”的转变本质上体现了译者对超越性境界的不懈追求。欧阳东峰等（2017：124）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译员的翻译伦理行为选择机制呈现自上而下的层级驱动特征，其中位于最高层的审美价值能够统摄“忠实、忠诚、可靠、理解”等一般道德价值层面。译员审美水平的提升不仅能够有效提高译文品质，对美的持续追寻也能增强译员的职业忠诚度，使其在履行翻译责任时更加可靠。

因此，在高等院校翻译专业课程设置和翻译职业继续教育体系中，应当有机融入“审美”和“求美”相关的美学内容。通过引入形式主义美学、表现主义美学和审美建构论等美学思想，帮助译员从美的本质原理出发，提升辨识语言之美、创造语言之美的专业能力。在技术主导的时代背景下，将“求美”确立为译员的核心职业追求，既能激励译员不断改进外在翻译行为并向内在职业理想靠拢，又能作为突破技术算法局限、提升译员职业不可替代性的重要支撑。

翻译中的追求美感往往需要潜心研究、字斟句酌，这种态度与人机协作、众包翻译等迎合“加速”的现代翻译业态形成鲜明对比，代表了一种宝贵的“减速”力量。正如罗萨（2018：48）所指出的，现代社会中的诸多加速过程，实际上都由一些相对稳定和保守的现代制度引导和塑造。或许正是译员坚持“慢工出细活”的专业精神，才能使技术驱动下快速发展的翻译产业保持必要的稳定性和理性判断。需要强调的是，规范译员与各方权益关系仅是职业伦理的一个方面，而创造优质译作、促进跨文化交流才是翻译职业伦理的终极目标。因此，营造允许译员适度“放慢节奏”的工作环境，鼓励译员执着追求翻译之美，是实现《行为规范》中“妥用技术”、“端正态度”、“胜任能力”和“自我提升”等职业准则的关键所在。

4 结语

本文以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当下翻译职业伦理面临的新挑战。在技术、社会变迁和生活步调全面加速的环境中，译员日益陷入主体地位弱化、职业身份不稳定以及职业精神矮化等多重伦理困境。《译员职业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中“妥用技术”、“端正态度”、“胜任能力”和“自我提升”四项核心职业准则在实际翻译实务中难以得到有效落实。针对这些新型职业伦理困境，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提出了基于“共鸣”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共鸣”并非单一维度的职业伦理改良方案，而是立足于译员主体，围绕其与翻译技术、非职业译员和超越范畴三重关系展开的，对翻译行业规范和职业译员行为准则的全方位思考。

基于“共鸣”视角，本文结合国际翻译职业伦理规范实践经验，提出五项针对性建议：在与翻译技术的关系层面，通过扩大集体责任范畴、细化行业机译规范，深化“职业”概念所承载的集体权威、共同情感和价值基础，将技术开发者适时纳入翻译伦理评价体系，形成与外部世界的价值同步，以适应技术化社会对“高效”的基本需求；在与非职业译员的互动层面，通过加强跨学科培养、健全资格准入制度，提升译员职业竞争力，加强对译员职业权益的有效保护，规范翻译市场秩序，缓解与非职业译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在与超越范畴的关系层面，通过增强翻译美学教育，强化译员对翻译艺术性的追求，明确在加速时代中“适度减速”的积极意义，帮助译员从职业实践中获得深层次的自我效能感和职业成就感。

面对“唯快唯利”翻译产业生态下翻译职业伦理难以落实、职业译员生存状况不断恶化的双重困境，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将集体责任与个体责任视为翻译职业伦理的有机整体，在致力于改善译员职业伦理实践环境的同时，深入关注译员职业理想对外在伦理行为的积极引导作用，为重构翻译伦理新秩序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视角。

作者简介

李彦，博士，译审，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翻译技术、社会翻译学。

李昂，云南师范大学翻译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翻译伦理、翻译技术。

文献来源

原文刊于《翻译界》2025年第20辑。文字内容请以中国知网中的文稿为准，欢迎各位学者阅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