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平 中国翻译2025年5月27日 20:33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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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翻译学原理具有诸多共性，但每一国别的翻译知识体系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在于，由不同国别构成的翻译理论中的概念和范畴知识，有其特殊的哲学、语言和文化背景。“各国不同学派在知识范型、理论命题、言说方式等方面迥异，因其自主性而获得独特学术价值。”（刘军平，2020：13）翻译学是共名，而中国翻译学是中国学派的别名。翻译学知识体系是指学科或个人在知识生产、理论创新等方面，形成具有自身特色且相对独立，具有自我发展和完善的知识构架和系统。换言之，中国翻译学“体系”是由其自身内部逻辑、关联性所组成的具有特色概念范畴而构成，必须体现其自身言说的逻辑性、理论性和系统性。

中国翻译学知识体系构建应包涵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1）突出中国译学知识生产学理的本土性、独立性和自主性，铸造由翻译学多层级概念范畴构成的系统；2）探讨中国译学理论与哲学、文艺学等学科范畴的关联性，系统整合不同的资源以凸显范畴的理论地位；3）创造性地转换传统译论尤其是佛经翻译中的知识范畴，使之进入现代性的语境，赋予其当代解释力。中国译学的范畴建构意义在于，加强翻译理论研究，探索新的理论问题，完善已有研究方法，提升理论表达能力，从本土翻译传统和翻译实践中提炼出具有指导意义的范式，突出其中国性原则，更好地推动当代中国译论走向世界。

中国翻译学正是在冠以“中国”的专名下，彰显其国别翻译学的不同之处及与一般翻译学的共同基础。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做什么？怎么做？前者当然指向的是知识建构的主体性和必要性，后者则涉及知识体系建构的路径。就路径而言，翻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可以从翻译史等维度着手，亦可以从“内部研究”或“外部研究”入手，但由于翻译理论中的范畴最能体现知识的结晶，是凝聚翻译知识最集中的地带，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应居于核心地位。体系与范畴二者之间的关系恰如一个大圆圈之内构成的多个小圆圈。“范畴是体系的有机构成环节，但每一范畴本身又有自己特殊的性质和构成因子。”（李衍柱，2002：122）

当前，翻译理论发展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当然是理论创新，而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概念范畴的创新，理论化本身就是对概念范畴的现实性阐释，因为译论本身是由概念范畴构成的知识系统。“概念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译学概念是翻译理论的起点，是译学话语的基本单位。”（方梦之，2024：I）因此，针对当前中国翻译研究的“西方化”“空心化”“白话化”和“歧义化”的局面，我们必须解决概念范畴过分西化的问题，本土范畴贫乏的问题和概念范畴混乱的问题，以提炼、阐释和建构范畴为驱动，来进行译学理论的创新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与概念、范畴的梳理

由于概念范畴的阐释和构建是一种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之前，要弄清楚什么是中国翻译学的基础概念范畴？它与我们所提倡的学科建设、学术建设和话语建设是什么样的关系？在笔者看来，三大体系建设的逻辑顺序应该是，学科体系依赖学术体系，学术体系依赖话语体系，而学术话语知识的构成正是建立在概念范畴之上。中国传统译论的概念范畴到底发生了什么演化？有哪些不同类型的概念范畴？怎样探寻翻译史上一些具有本质联系的、反复出现的概念范畴的规律？就概念范畴的运用而言，不同的学派会选择特定的翻译范畴来建构其理论范式，其指向性、目的性何在？如何提炼传统译论中的概念范畴的现代性意义？中国译学的自主性如何通过概念范畴的转化而体现出来？上述问题涉及到范畴的内涵性、进化论、逻辑性和方法论的维度，值得探讨。

在展开讨论之前，我们需要做一些与术语概念相关的名与实的清理工作。翻译学经常出现的名词、术语、概念、范畴和范式之间有什么区别？由于古今中外对出现的翻译的名词术语、概念、范畴的理解存在偏差，弄清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尤有必要。翻译的名词是表示有关翻译人、事、物等或抽象概念的总称。翻译术语是精确地标识翻译活动中的一定概念的词语，用来记录和表述各种翻译现象、过程、特性、关系、状态的名称，起着规范翻译学科的作用。古代中国哲学常把表达概念的词项称为“名”。《墨经·小取》“以名举实”说的就是名反映实的名实关系。现实中，我们统称之为名词术语，但术语既是约定俗成的，同时又有相互定义的功能。事实上，翻译活动中不能用具有辞典含义的术语代替概念范畴。“由于缺乏自觉自明意识翻译者不能意识到他们自身伽德玛式的偏见，所以不得不求助于所谓‘客观的’辞典。但事实是，辞典自身就渲染着严重文化偏见的油彩。可见这种译文不是背叛了他们的读者一次，而是二次。”（安乐哲，2002：7）可见辞典中的术语有其固定的语义定位，而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大多依赖的是语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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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适用于翻译学知识体系建构的间接性范畴

适用于中国翻译学知识体系构建的间接性范畴，主要依赖借鉴哲学、文艺学和美学等传统资源。从范畴史上看，哲学的核心范畴尤其是先秦以来的儒学，不仅对人文社会科学有真切的指导意义，而且对翻译学的知识体系建构同样具有引领作用。中国传统译论的标准、原则、概念和范畴无不受先秦儒家、道家美学以及魏晋以来的玄学、文艺学和画论的影响，我们必须从跨学科的角度来提炼、整合这类间接性范畴，为重建翻译知识体系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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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适于翻译学知识体系建构的佛经翻译范畴

佛经翻译史上的归化策略借用儒道概念涵化了外来概念范畴。从最初的佛经语言和名相与本土语言概念相抵牾，到最后与之融合，佛经翻译成功地涵化了佛教名相，使之更贴近汉语语言文化表达习惯，如将“空性”译为“本无”，“业力”译为“报应”，“禅那”译为“静虑”等，成功将其本土化。佛经翻译所采用的“格义”作为一个重要范畴不仅重构了佛教语义，而且实现了哲学概念范畴的整体性移植。不仅如此，通过翻译吸收的他者概念范畴更成为中国哲学和文艺美学的一部分，反过来又影响了翻译的概念范畴的形成。在这种相互作用和影响下，在重释中国翻译学知识体系之时，佛经翻译中所涉及的翻译策略和核心概念范畴自然值得关注。

作者简介  刘军平，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翻译学、中西比较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