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g1NjMwNg==&mid=200589478&idx=1&sn=c9f279f212113cd51d92888fad5aac6a&chksm=1127597b2650d06d28837d8a1700ea80f4f3f88fad5a7ab7580052ff61709869f0fd231de1b1&scene=27

翻译关涉语言、文化及思维问题，翻译理论研究与语言学、语言哲学、文化学问题密切相关。翻译问题日益成为当代学术界，文化学、哲学、语言学、文学界的关注焦点。我国近几年来实施的“走出去”战略是我国文化繁荣发展和宣传的基本国策，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基本措施，是中华民族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看，翻译俨然是这一国策实施的基本保障。所以翻译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真正认识翻译的地位，还要有一个更为高远的历史和文化史的眼光。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说：“哲学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就像“密纳发的猫头鹰”一样，“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猫头鹰因其具有夜视能力，黄昏起飞，被古希腊雅典尊为国鸟，甚至在其银币上刻有其图形。黑格尔借这个比喻来说明，“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实背后后面的反复思考。”他的另外一层意思是说，哲学家经历长久的沉思，等待瓜熟蒂落的那一刻，犹如猫头鹰等待黄昏的来临，然后展翅飞翔。这不仅给哲学研究者一个深刻的启示：进入深邃复杂的哲学领地，注定要甘于寂寞。可见，哲学总体的底色应该是灰色的。

由于古希腊在西方文化中的源头地位，猫头鹰作为智慧的象征也在西方文化史中一直保留了下来。对于翻译问题来说，我们似乎还可以这样理解黑格尔的这个比喻。黑格尔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还另有深意。他观察到，世界各大文明中，各民族中所产生出来的对世界文化和文明具有最为重大影响的思想家都是在该民族的文化处于衰落的时期才出现的。这样的例子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于希腊，耶稣基督之于犹太，佛陀之于印度，孔子之于中国。他们这些伟大的思想家无一不是在社会动荡、“礼崩乐坏”的时刻出现的，他们都是其本民族的智者和猫头鹰。

同样，如果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我们会发现，最为伟大的翻译家跟这些思想家一样也是在傍晚的时候才飞翔的，他们的出现对民族甚至世界文化的发展、繁荣和复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一点不亚于上述的思想家。反过来说，众多民族的大的文化复兴和革新都与翻译有关。

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中，我们所经历的最重大的思想变革，基本上都不是自身独立产生了思想革命，而是都是因为翻译引入了外来思想造成的。其中，最为重大的，一个是佛经的传入，最后导致中国式的宗教禅宗的产生以及宋明理学等儒释道的合流；另一个就是清末由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带来的西方思想，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后者成为我国近60多年来的官方意识形态。这两次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思想变革都是由于翻译引起的，前者是佛经的翻译，前后持续了数百年的时间，后者最为突出的是马克思经典的翻译，它引发了国家最为深远的历史、思想、社会和政治上的变革。但是，从整体近代思想史来看，我们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而是严复和林纾的翻译。

严复是清末最具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他系统地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他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法意》、《美术通诠》等西洋学术名著，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他是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我们目前主流的对他的评价过分强调他保守的一面，而往往忽略他保守思想的文化内涵。虽然我们对严复的研究著作为数不少，但是，较少有人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他的重要历史和思想史地位。“相对于他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显赫地位而言，还远远不够，尚待学界进一步挖掘材料、变换视角、革新思维，做出更为全面公正的评判。”

如果我们说严复的翻译开启了中国人的心智，那么，我们可以说，林纾的翻译开启了国人的情智，其后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译介和引入。林纾的翻译，最为奇特的事情就是他虽不懂外文，但译作迭出，堪称译界“东邪”。他借助他人的口译用古文翻译了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希腊、德国、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等国180余种小说，先后译介了司各脱、迭更斯、美国欧文、斯吐话（今译斯陀）等作家的名作。清末民初，“林译小说”风靡于世。其中以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司各德《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最为有名。尤其是前者是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第一部，为国人见所未见，一时风行全国,备受赞扬。《巴黎茶花女遗事》被评为外国的《红楼梦》。《巴黎茶花女遗事》的问世，引进了一段哀惋动人故事，一时轰动了坊间茶肆。

翻译学界通常都认识到，林纾对中国近代文学有过巨大的影响，都理解他的译笔流畅，简洁古雅，深得史家之流风余韵，鲁迅、周作人、钱钟书、郭沫若等文学家都深受其影响。但是，人们同样较少从近代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这个人物。他的译作在清末具有革新社会风气的积极意义，甚至具有非常激进的一面。另一方面，大家普遍比较注意他在后期思想趋于保守乃至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事实。但是，也很少有人关注他的保守与他的激进是完全一体的。这个一体性跟他的文化观也是紧密联系着的。康有为在《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诗》中对他是如此评论的：

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

喜剩灵光经历劫，谁伤正则日行吟。

唐人顽艳多哀感，欧俗风流所入深。

多谢郑虔三绝笔，草堂风雨日披寻。

应该说，伟大的翻译家从来都是对本国和他国文化具有高度的认识和觉悟，对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深刻体察，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才能够选择并创造（produce, not reproduce）出对一个民族文明发展发挥重大作用的翻译作品。所以，译家的最高境界是，第一，对人性的强烈意识。翻译传达的是人性，译学是人学。第二，对文化的敏锐观察。第三，对文化交流的高度使命感和责任感。第四，对语言的高度把握。

翻译依赖语言，但是，同时，翻译也对语言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我国现代汉语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现代汉语的大量的词语、表达方法甚至语法组织结构都是通过翻译从西方语言中借鉴过来的。如汉语中的“幽默”一词就是英文“humor”的译音。反过来，汉语词汇和文化也通过翻译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如，英语的silk、法语的soi都来源于汉语的“丝”。英语的tea、法语的thé，德语的tée，葡萄牙语、西班牙语Té，荷兰语Thee，意大利语Tè，均来源于闽南语的“茶”的发音——te，因为中国古代的茶叶是从泉州经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的。中国家常做饭的圆底炒锅，在英文中翻作wok，而不是pot、pan之类，因为它们或者深如茶壶、高压锅或者平如平底锅，并非我们日常使用的圆底的炒锅。同样，我们汉语中的“炒菜”的“炒”字，西方语言中并没有对应的词语，现在通常的英文表达stir-fry是赵元任先生首创的译法。这些翻译，传达和传播的不是简单的几个词语而已，而是民族交流过程中的文化传统。翻译对各民族的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说到翻译对文化的巨大影响，这里还有更为重要的另一面。

今天，不管是官方文献，还是报章书刊，也不管是私人论坛还是公开的辩论，人们的思考和表达问题的外部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式的。他们不再从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天人感应等角度考虑问题，总是讲前因后果，事实分析，讲可能性，现实性，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外在条件，内在因素等。在这个过程中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推导的逻辑形式，其实基本上都是西方的，就是古希腊人的语汇和思维方式，只不过，就像一般西方人也不知道，他们天天用着希腊人的概念，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来整理世界、分类事物一样，我们已经把这种概念看作是汉文化本身的概念，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源于西方外来语或西方逻辑。这些词语不仅有德赛二先生“民主”和“科学”，也有自由freedom、本质essence、动机motive，对象object，分析analysis，否定negation，概念concept，革命revolution，工业industry，共和republic，关系relation，观点viewpoint，观念idea，直观intuition，过渡transition，会话conversation，积极positive，计划 plan，记录 record间接indirect，讲演lecture，阶级class绝对absolute，科学science，客体object，空间space，劳动labor，逻辑logic，民主democracy，目标target，内容content，相对relative，象征symbol，消化digest等大量的词汇。刘正琰、高明凯等先生编辑的《汉语外来词词典》，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很好的证明材料。词典中收录了各种来源的外来语，其中很大一部分汉语外来语是源于英语或德语，它们经由日语传入中国，根植到今日中国文化中，其中相当一部分早已成为我们思考日常生活和进行理论推理的基本词汇。这时候，我们翻译和传播过来的就不仅是文化，而且还有这些词语背后的思维方式，当我们使用这些词汇的时候，我们其实在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和分析问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所达到的效果其实是“洗脑”的效果。

反过来讲，研究这部分外来词语和文化，不仅是出于了解外国文化的需要，而且也是我们中国人了解自己的当代文化的需要，是反思当代中国人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来源的需要。就像要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必须研究印度佛学一样，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化，也同样必须研究西方文化和哲学。

翻译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而研究翻译问题可以揭示文化交流的历史史实及其背后的原因、过程乃至失误等。如，欧洲语言中表示希腊国名的Greece一词在中文翻译为“希腊”而不是其音译“格里斯”是有人故意为之，而用Cathay（实际上是“契丹”之音）来表示“中国”则是一个历史的错误。

另外，作为翻译的学习者，即使从简单的词语的翻译上，我们也可以看出翻译当初文化交流时一个民族的文化心态。比如，时下流行语中比较“潮”的做法一个是用新语，如“打酱油”、“土豪金”、“炫富”等。其中一种潮流就是，本来汉语已有现成说法却故意采用外语音译，如不说“面包片”而说“吐司”，不说“展示”而说“秀”等。音译洋腔洋调，时髦的很。如果依照这个潮流，西方语言中表示“地中海”的词Mediterranean（Medi-表示“中间”，terra-表示“土地”）一词恐怕也要被重新翻译为“美帝特雷尼亚”了。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费正清的“土洋之辨”。他说，中国人对待外来文化的心态特别能从“土”（native）和“洋”（foreign，alien）这两个词的使用上看出来。汉语里，“洋气”这个词表示“漂亮，好看”的意思，而“土气”就是“难看”的意思，可见，我们都认为外国的东西确实比我们的好。可是，我们又说，“土生土长”、“土特产”和“洋里洋气”、“洋鬼子”，可见，我们又觉得自己的东西似乎更可爱、更亲切自然。可见我们对外来文化和自身传统文化的矛盾心态。这就不免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翻译经常处于文化交流的核心，有时候甚至还左右了我们的文化交流，如清末的新文化运动，马克思思想的传入等等。虽然物质决定意识，传入什么东西还是要看我们的文化能够接受什么东西，但是在某种情况下和历史阶段，意识是决定物质的。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纵观诺贝尔文学奖中外国文学奖的获得，谁能说到底是原作者获得了奖励还是译者，哪个占的比例更大呢？清末的文化运动中，现代汉语逐渐走向白话，这也是民主、社会进步的一大标志，孙中山先生对此也是十分重视的。其中，翻译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说，翻译是语言的运作，但是，反过来，翻译也对语言本身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这其中也包括语言研究。

按照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说法，传统的汉语语言研究只有小学及音韵学等方面的研究，但是却没有语法研究的，这是汉民族语言的一个奇特现象。现代意义上的语法研究大致可以说开端于马建忠创作或者说翻译的《马氏文通》。我们当代学生所熟知的主语、谓语、宾语以及名词、动词、形容词之类的概念都是他引入的。现在学术研究已经证明，这些新语言学理论其实是从拉丁文语言中借鉴过来的，而拉丁语言又是从古希腊语法中照搬过来的。现代很多语言学家，包括王力先生，早已提出，这些概念和理论并不适宜于汉语研究，西方的这一套概念，并不适合描述汉语。翻译虽然为我们带来了西方的语言学理论，但是，同时，由此促发的中外文语言对比和汉语研究也同样告诉我们，西方理论还不足以展现汉语的异质性特征。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找到充分展现汉语特色的语言理论呢？

语言问题关涉民族的本性问题。语言与思维存在深刻的关联。从现代语言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看，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呈现关系，世界只有在语言中才能得到呈现。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语言是存在的家。但是，这种存在关系又不是简单的呈现关系，而是说，人的语言运用自己的概念和概念系统把世界进行了人为的划分，世界就是通过这层系统的过滤才进入到人的感官和认识视野里来的。因此，所谓世界的本质，或者说存在，都是要透过人的这个有色眼镜才得以展现出来。这种划分或者过滤在本质上是人化的产物，人为性是其本质特点。所以，索绪尔说，语言具有任意性。

语言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人为性最典型的例证大概应该说是颜色词（color terms）了。人们经常引述的例子是汉语中的“青”这个词。“青”：“青天”中表示蓝色blue，在“青草”中表示绿色green，在“青布”中表示深蓝或黑色blue/black。又如，

1) 小麦青青大麦黄，原头日出天色凉。——范成大，《缫丝行》

When the barley is ripe thewheat is green still,

Upon the field the sun risesdispersing a chill.

2)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白居易，《琵琶行》

The assistant prefect ofJiangzhou is so moved,

That his blue coat is wet withtears.

3) 湘云却一把青丝，拖于枕畔；……《红楼梦》

Hsiang-yen’s black hair hadtumbled all over the pillow…

汉民族在历史中居然把这三种截然不同的颜色不加区分地用同一个颜色概念加以概括，仿佛色盲一样。而且，由于语言对世界划分的这种任意性，有时甚至会导致人们对本来显而易见的客观现象视而不见，比如上述三种颜色的差异。

语言任意性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不是讲对于同一个外在的物体，我们在命名的时候既可以把它叫做A也可以把它叫做B，否则这个原则就成了尽人皆知的老生常谈了。索绪尔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任何一种语言基于本民族对世界的独特认识，会对世界进行独特的划分，它对世界的描述必然不同于另外一种语言。这种划分基于该民族的思想、历史、文化，这是语言异质性的根本原因所在。所以，任何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和视野的替换。

比如说，汉语中的“虫”如何翻译为英文呢？我们可以说它是worm、insects、bugs甚至是pests，但是“大虫”又该如何处理呢？翻译为“tiger”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古代的中国人居然将老虎这种动物归为“虫”类，可见，我们的“虫”的概念与传承了希腊亚里士多德科学思维的西方语言中的“虫”是完全不同的。据我的理解，汉民族之所以将老虎视为虫类，可能是因为老虎与其他虫类对人有害，而“虫”概念对我们来说比较侧重“害”这层意义。可以说，我们对自然世界的划分和认识不是基于现代自然——同时也是西方的——科学的认识得来的，而是根据我们以人为中心的思维惯性得来的。中西“虫”观念的不同体现了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而我们古人的这种“虫”思维在翻译中丢失了。

那么，还有多少东西在我们的翻译中丢失了呢？从这个角度看，翻译到底是一种什么现象呢？无论如何看，历史地看，翻译带来了语言对比、思维对比、文化对比，促进了文化交流、思维交流和文化变革。翻译研究有助于揭示语言的本质和民族本性，翻译解释人性，翻译学是人学。这一点是我们学习和研究翻译的人不得不察的。

那么，还有多少东西在我们的翻译中丢失了呢？从这个角度看，翻译到底是一种什么现象呢？无论如何看，历史地看，翻译带来了语言对比、思维对比、文化对比，促进了文化交流、思维交流和文化变革。翻译研究有助于揭示语言的本质和民族本性，翻译解释人性，翻译学是人学。这一点是我们学习和研究翻译的人不得不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