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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翻译和哲学都是人类实践的表现形式，具有内在关联性。这种关联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以哲学文本为翻译对象、借助翻译进行哲学思辨、利用哲学资源研究翻译、通过翻译研究反哺哲学。围绕上述方面，学界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未来发展空间依然很大，可以从如下方向重点突破：通过哲学翻译和研究推动世界哲学交流对话；开展以哲学家著作、思想观念、概念术语、译者（群体）或文化机构为中心的哲学翻译与哲学知识体系生成研究；发掘中西古今哲学资源，为翻译学术话语建构奠定坚实基础，尤其是要着力开发和利用中国本土哲学资源；构建一门作为学科哲学的翻译哲学，服务翻译学科建设，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关键词：哲学翻译；翻译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学科哲学
翻译与哲学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翻译的历史十分悠久，而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哲学实践离不开翻译的参与。“没有人比哲学家书架上的外文书籍和译本更多了。”（Rée，2001：231）相比而言，现代翻译学还是一门新兴学科，哲学途径的翻译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领域。虽然在霍姆斯（James S. Holmes）的《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中没有翻译哲学或哲学翻译学的位置，但是哲学对翻译研究的影响无处不在。哲学不仅为翻译学提供高屋建瓴的指导，也对其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提出必要的质疑。许钧认为，译论探讨应该有些哲学思考，“从哲学的角度来认识与把握翻译活动、处理好翻译实践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关系，是一个有待于开拓和探索的领域”（许钧，2002：262）。刘宓庆指出，翻译学与哲学互备互证，相互接轨绝非偶然。这不是由翻译理论家的主观意志决定，而是客观规律使然。“问题只在于我们是否认识到了这种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自觉地因势利导，研究这种存在和规律对译学研究的推动和深化作用”（刘宓庆，2007：3）。因此，本文将就翻译与哲学的关系展开一番思考，并对翻译哲学研究的未来进行一些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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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与哲学的互惠性关系
就翻译与哲学的关系，皮姆（Anthony Pym）曾做过一个经典的总结。他认为，翻译研究与哲学话语之间主要存在三种关联：“（1）众多哲学家以翻译为个案或隐喻来研究更一般的问题；（2）翻译理论家和实践者向哲学话语寻求观点上的支持和权威；（3）哲学家、学者和译者曾评论过哲学话语的翻译”（Pym，2007：24）。这一总结简单明了，却过于强调翻译学对哲学的倚重，忽略了翻译（学）对哲学的贡献。众所周知，关系是交互性的（reciprocal），有来有往、互惠互利才能长久。而且，谈论翻译问题，免不了会涉及实践和理论两个不同层面。因此，我们将二者关系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以哲学文本为翻译实践对象、以翻译为案例进行哲学思辨、利用哲学资源研究翻译问题、通过翻译研究成果反哺哲学。
（一）以哲学文本为翻译实践对象
哲学文本翻译历史悠久。众多哲学作品通过翻译的媒介，传播到世界各地，被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读者阅读和阐释。最初，宗教哲学文本翻译占据主导地位，在西方是《圣经》的阐释与翻译，在中国则是佛经的译介与传播。如果算上语内翻译，哲学翻译的历史就更加久远。例如，对于《易经》《道德经》的注解和阐释在这些文本诞生之初，即还未成为经典之前就开始了。哲学文本翻译经久不衰，这是因为经典文本召唤翻译，深刻的哲理不断被阐释，常译常新。柏拉图的《理想国》在汉语中有很多不同版本，老子的《道德经》在海内外有两千多个译本就是明证。此外，由于哲学文本大多内容艰深晦涩，文体风格类型多样，术语名词意蕴深厚，故翻译难度较高。这从卡森（Barbara Cassin）主编的《不可译词典：哲学词汇》（Cassin，2014）便可见一斑。福兰（Lisa Foran）指出，“哲学也许比其他任何体裁都更需要将翻译推向极限，以努力传递目标语中并不存在的术语——如différance、Geist、Dasein等……”（Foran，2012：2）这就使得哲学文本翻译特别值得译者、翻译学者和哲学家关注。
更进一步看，哲学和翻译都是人类实践的表现形式，具有内在关联性和一致性。不少哲学家本身就是翻译家，并针对翻译发表过一些意见，如金岳霖、冯友兰、朱光潜、贺麟、陈康、艾思奇等（王克非，1998：495）。许多翻译家也都具有深厚的哲学修养。例如，严复既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翻译家，也是一位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其哲学译作《天演论》并非对原文句栉字比的翻译，而是在吸收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进化论和中国传统天道思想的基础上，对原作进行了增删修改，并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和阐释。可见，哲学翻译在新的语言、文化、历史语境中重构了原作话语，创造了新的地方性知识。我们甚至可以说，哲学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哲学实践。例如，美国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 Ames）的哲学研究与翻译实践就是统一的。他把君子翻译成exemplary person（junzi君子）而非gentleman（Confucius，1998），旨在从不同角度传递中国文化精神，避免落入从西方哲学出发解读中国哲学的窠臼。
哲学翻译会影响一个民族的思维和行事方式。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认识了南昌府的建安王，承后者询问西方交友之道而撰译《交友论》（1595）。该书采录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论友谊的格言百则，并与中国传统“五伦”中的“朋友有信”结合起来，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与儒家等级尊卑观念不同的新型伦理关系的参照系。利玛窦还身体力行，以一种不骄不躁、谦卑柔和的方式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中国知识分子建立新型友谊关系，对明清以来的中国文人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邹振环，1996：1-2）。又如，傅汎际（Francisco Furtado）与李之藻合作翻译《名理探》（原名《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初刊于1631年），将西方逻辑学引入中国，提供了一种与传统理学重自觉和顿悟不同的求知致思方法，影响深远。因此，福兰指出，“翻译本质上是哲学的，哲学不仅要求，而且本身也参与了一种翻译”（Foran，2012：11）。柯文礼（1999：77）也认为，“翻译从最广义的角度说，是一种哲学活动，也属于哲学的范畴。”
（二）以翻译为案例进行哲学思辨
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翻译可以为哲学提供大量研究资料（刘军平，2009：162）。历史上，很多哲学家通过翻译而思，构建和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如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等。20世纪，西方哲学发生“语言学转向”，使得语言与翻译问题成为哲学家颇感兴趣的研究对象，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利科（Paul Ricœur）、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艾柯（Umberto Eco）等纷纷就翻译发表意见，以翻译为个案探讨诸如语言、思维与现实的关系、人类语言之间的共性与特质、符号的创造与转换、意义的协商与生成、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通约性与不可通约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理解与解释、阅读与误读、文本的阐释与过度阐释等根本性问题。这些都是翻译学与哲学共同关心的话题。
总体来看，欧洲大陆哲学对翻译问题的关注较多，并突显出存在主义、哲学阐释学特色。在海德格尔看来，翻译是研究哲学，理解人类存在的一种方式。正如他在《荷尔德林的赞美诗〈伊斯特〉》中所言，“告诉我你对翻译的看法，我就能告诉你，你是谁”（Heidegger，1996：63）。伽达默尔指出，“从根本上说，翻译过程包含了人类如何理解世界和相互交流的全部秘密”（Gadamer，2004：552）。德里达则宣称，翻译是哲学的通道，“哲学的起源是翻译，或可译性问题。职是之故，翻译的失败即哲学的失败”（Derrida，1988：120）。因此，“任何对翻译的讨论本身就是对哲学性质的探讨”（Benjamin，1989/2014：1）。英美分析哲学对翻译问题的关注也有不少，如奎因对翻译不确定性的论述被收入《论翻译》（Quine，1959）文集中，成为现代翻译学的奠基性文献之一。另一位对翻译问题有深刻认识的分析哲学家是戴维森（David Davidson），其彻底阐释的概念对翻译研究颇有启发。
有些哲学家跨越了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的界限。例如，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前期信奉逻辑实证主义，后期则转向日常语言哲学，认为翻译是一种语言游戏（Wittgenstein，1986）。在评论其《逻辑哲学论》的译文时，维氏曾感慨说，“翻译是件困难的事”（Wilson，2000：405）。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众多哲学家反思和再反思的对象。意大利符号学家、阐释学家艾柯会通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在其思想最成熟的时期，他意识到翻译是重估其阐释学立场、维护其核心信念的上佳视角（Crisafulli，2017：422），从而对其展开了系统的理论思考，先后撰写了10多种译学著作或论文，如《翻译经验谈》《小鼠还是大鼠：作为协商的翻译》《说差不多一样的东西：翻译经验》，这在当代哲学家中并不多见。可以说，艾柯哲学的调和折衷性本身便是翻译精神的体现（覃江华，2023：105）。这正好印证了贝尔曼（Antoine Berman）的那句话——“任何现代哲学都无法真正避免与翻译的相遇”（Berman，2009：65）。
（三）利用哲学资源研究翻译问题
翻译活动丰富而复杂，研究视角和方法众多，哲学途径便是其中之一。对于译者而言，哲学的价值在于拓展其精神视野，启发他们对问题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和多种可能性的思考（黄忠廉，1998：56）。多样化的翻译思考需要哲学来整合，在一与多的张力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对于研究者而言，更是离不开哲学指导。黄忠廉指出，“对翻译的系统认识是遵循事实性→定律性→原理性的发展过程进行的，这是一种由表及里的深化过程，有助于人们加深对翻译的认识，而原理性→定律性→事实性则是由里及表的过程，它能用普遍性的最基本的规律去剖析各种翻译现象，高屋建瓴地指导翻译实践，这就是翻译哲学的作用过程。翻译哲学的功用不在WHAT和HOW的发现，而在对WHAT和HOW的解释。……哲学无疑应是译学原理总结的科学基础，并为译学研究提供最基本的方法论”（同上：56-57）。
“于不疑处有疑”（宋代大哲张载语）是哲学的根本精神。哲学这种反思现实、怀疑一切的精神可以帮助翻译学者突破偏见、常识和思维定势的局限，透过现象看本质，实现从个别到一般，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转换和提升。翻译研究应该有意识地从哲学中汲取营养，使之理论化和系统化（刘军平，2010：64）。如此方能解决翻译的本质与价值、原文与译文的关系、译者的身份与地位、翻译方法的正当性、翻译的忠实与背叛、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等关键性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并非完全依靠翻译理论就能解释清楚。例如，对于“忠实”这样“一个争论了几千年的问题”（许钧、袁筱一，1998：163），或对于“什么是翻译”“什么是翻译研究”这样一些超出翻译学边界的元问题，还需要从伦理学、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层面来回答（Marais，2014：75；张举栋，2021：100）。
从历史上看，译论家常常借助哲学话语来解释翻译行为。黄振定认为，“真正够格的译论家，即不是局限于翻译经验的总结或翻译方法技巧的介绍的论翻译者，无不自觉不自觉、程度不同地涉及哲学的领域，用上哲学的话语”（黄振定，2007：4）。在中国，支谦对道家“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思想，严复对儒家“修辞立诚”思想的倚重就是如此。在西方，斯坦纳（George Steiner）、贝尔曼对德国阐释学，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对阐释学、解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综合运用，都是很好的例子。许钧指出，从本体论角度，可以审视译本与原本及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从认识论角度，可以更好地认识可译性问题，探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或运用辩证法处理翻译中的各种矛盾；从实践论角度，可以深刻认识翻译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本质；从文化论角度，可以探讨翻译所涉及的各个层面，处理名与实、言与象、体与悟的关系（许钧，2002：262）。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哲学家的讨论对于解决翻译（学）问题帮助很大，但是，其研究兴趣和目的与翻译学者并不完全一样，而且对翻译（学）历史与现实的了解也不一定非常深入。对有些学者而言，翻译只是语言哲学中的一个问题而已（Malmkjær，2010：202）。甚至有人拒绝使用“翻译哲学”或“翻译学”这样的概念术语，认为它们只是一种花边式标签，“这种庸俗的命名方式会从一开始就遮蔽‘翻译’与‘哲学’的真正问题关联”（李河，2005：2-3）。这提醒我们，要将翻译哲学研究引向深入而非浮于表面。而对于具体如何利用哲学资源解决翻译（学）问题，翻译学者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能动性。
（四）通过翻译研究成果反哺哲学
翻译学反哺哲学，不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且已然成为事实。例如，斯坦纳的翻译学著作就经常被哲学研究者提及和引用。只是长期以来，哲学向翻译学输血较多，翻译学自身造血功能不足，反哺哲学较少，造成一种翻译学单方面依傍哲学的刻板印象。当然，这跟两个学科的历史和特点有关。哲学是众学之母，几乎所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如美学、心理学、伦理学，甚至自然哲学（科学）都是从哲学分化而来。哲学所关心的是更为根本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具有跨越时空和学科界限的特点。而翻译学作为新兴学科，其专业知识积淀、学科声誉、地位和影响力等，还很难与哲学相提并论，但这并不意味着翻译学无法为哲学提供智力支持。
提莫志科（Maria Tymoczko）指出，翻译研究话语和翻译实践案例实际上对哲学家是非常有帮助的。“翻译研究收集了大量经验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和理论化。与此同时，某些评估思想、语言、交流和其它人类活动基本特征的哲学思考的最佳手段，都可以在翻译研究中找到。实证性和理论性翻译研究为检验许多具体哲学命题的持久性提供了有力措施，尤其是那些与语言和文化有关的命题。因此，哲学和翻译研究都可以通过在数据和理论两个层面的交叉而得到深化。”（Tymoczko，2018：176）质言之，翻译与哲学各有所长。翻译涉及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能超越某些哲学思考的狭隘性（parochiality）。翻译（学）不仅能为哲学提供数据支持，而且可以检验哲学思考的效度，弥补纯粹思辨性研究的不足，这将帮助翻译学科从输血走向造血，为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皮姆分析和批判了翻译话语对哲学的过度依赖，但却忽视了翻译和翻译研究对哲学的反哺，也没有涉及非西方哲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因而是有失偏颇的。此外，其文中还流露出某种“哲学无用论”倾向。他虽然对翻译哲学、一般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层次上的区分，但在论述中却表示最适宜的理论其实应该来自译者，从而显现出一定的“实践中心论”（蔡新乐，2016：56）。由于翻译的实践性较强，持这种立场和态度的学者不在少数。“自20世纪70年代创立以来，翻译学的研究边界尚未完全确定，现在正越来越关注翻译的实践性。众多翻译研究课程都聚焦于本领域的技术进步。很多教师不得不把翻译哲学撂在一边，因为他们必须尽力满足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就业市场的需求。”（Foran，2012：1）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翻译哲学可有可无。
从表面上看，当今翻译学者热衷于讨论翻译技术和译员培训，与哲学所究心的抽象问题相去甚远。甚至有人认为，哲学提出的问题很多，解决的却很少，因而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不学哲学，翻译照样可以做好。这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映象式、随感式、情绪化表达。无用即为大用，哲学层面的思考可以避免“埋头拉车不问方向”的盲目实践。翻译哲学可以为翻译实践、翻译研究和翻译教育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思路，这对于翻译学和哲学两个学科的发展都是有利的。大变革时代更是亟需高屋建瓴的哲学思考。例如，随着互联网、云计算、机器翻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的不断迭代升级，带来了更加多样化的语言服务需求。这时，有关数字化知识社会中翻译的价值、数据的伦理、人与机器的关系等问题就开始突显出来，亟待从哲学层面进行思考。此外，翻译专业教育走到今天，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亟需从教育哲学层面进行一些总结和反思。反过来，这些总结和反思又可以为哲学自身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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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
过去，受知识是普遍的这一思维定势影响，语言和翻译问题在哲学研究中被忽视和边缘化。但随着人们对知识的地方性和语境性认识的加深，加上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在翻译与哲学的交叉领域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哲学阐释学、分析哲学、解构主义、符号学、语言哲学、美学、伦理学、科技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接连被引入翻译学场域。近年来，基于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翻译研究更是取得长足进展，易学、儒学、道家、墨家、名家思想不仅被纳入翻译研究视野，而且被用作建构全新翻译理论的基础。哲学途径的翻译研究与翻译进路的哲学研究都进入一个全新阶段。
（一）通过翻译推动世界哲学交流
翻译对于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思想观念的革新、哲学流派的产生、新兴学科的开创至关重要。历史上如此，在当下亦然。因此，哲学译介、传播与接受研究无疑将继续吸引哲学界与翻译界的关注。未来，可以重点开展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开展以哲学家著作与思想为中心的翻译与研究。可以从三个方向同时发力：一是深入推进外国哲学著作与思想的汉译及研究。我们不仅要继续译介和研究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阿奎那（Thomas Aquinas）、康德（Immanuel Kant）、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霍布斯（Thomas Hobbes）、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海德格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拉康（Jacques Lacan）、杜威（John Dewey）等广为人知的哲学大家，而且还要关注斐洛(Philo Judeaus）、尼撒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yssa）、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耶可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等译介和研究相对较少的哲学家，以及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霍洛威（John Holloway）、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二是做好中国哲学思想的对外译介与传播，这不仅包括儒、道、墨、名、法、农等先秦哲学经典文本的对外译介，也包括佛学、宋明理学（如朱子学、阳明学等）、现当代哲学思想的对外译介；三是要重视国内少数民族哲学的译介，如藏族哲学思想的翻译、整理与研究。
第二，开展以哲学译者（群体）和文化机构为中心的研究。历史上，曾先后涌现出大量成绩卓著的哲学翻译家，既有主要从事外国哲学汉译的翻译大家，如鸠摩罗什、玄奘、徐光启、严复、王国维、蔡元培、马君武、艾思奇、贺麟、金岳霖、陈康、韦卓民、冯友兰、朱光潜、关其桐、陈修斋、王太庆、涂纪亮、杨祖陶、洪汉鼎、孙周兴等，也有从事中国哲学文献外译的海外汉学家、翻译家，如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理雅各（James Legge）、华兹生（Burton Watson）、葛瑞汉（Angus C. Graham）、林理璋（Richard John Lynn）、安乐哲、艾文贺（Philip J. Ivanhoe）、万百安（Bryan Van Norden）、何艾克（Eric L. Hutton）等，还有一批优秀的华裔翻译家，如陈荣捷、刘殿爵、秦家懿等。以这些翻译家为中心，可以深入考察中外思想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及译者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性、协商性、能动性作用。哲学思想的译介和传播必须依赖一定的媒介，因此，还可以报纸、期刊、出版社、新式学堂等文化机构为中心，探讨其哲学翻译活动对思想解放、知识更新、学科创建、文化发展、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例如，可以考察创办于20世纪初的《译书汇编》《教育世界》《游学译编》《翻译世界》《新译界》和创办于1956年的《哲学译丛》等期刊的哲学翻译与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生成的关系；也可以探讨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辛垦书店、哲学编译会等机构或群体的翻译活动及历史影响；还可以分析数字化新媒体技术为哲学著作译介和传播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
第三，开展以哲学概念为中心的译介史研究。运用观念史、发生学批评、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观点、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对哲学概念的译介与传播进行考察。例如，系统梳理菩提、本觉、涅槃、般若、存在、知觉、自由、民主、延异、道、诚、仁、忠恕、中庸、太极、有为、无为、虚静、玄览、养气、体用、格物等核心概念的跨语言、跨文化传播与接受，甚至可以对于哲学这一名词术语本身在日语和汉语中的译介与接受过程进行一番考察，进而管窥东西方哲学传统的交流与对话过程。每一种哲学思想都深深植根于其诞生的具体环境之中，并因此带上地方性特色。在穿越时空旅行到另外一个语言、文化和社会环境时，必然会经历一个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的过程，与本土的知识体系发生冲突、碰撞、交流、融合，并在新的语言、文化、知识共同体中生成新的共享性知识，开拓新的公共话语空间（覃江华，2022：21）。因此，可以从知识生产和传播的角度对哲学概念的理论旅行进行考察，深刻理解翻译这种知识迁移、话语重构和价值创造活动。
（二）开发和利用中国本土哲学资源
曾几何时，一提到翻译研究的哲学途径，人们想到的几乎都是西方哲学。例如，谈到翻译研究的语文学派，人们会想到其背后的西方阐释学。论及语言学派时，则往往无法绕开结构主义哲学/符号学。就多元系统理论而言，其背后的思想基础是俄国形式主义，及对结构主义静态系统观的扬弃。20世纪80-90年代以来，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各种西方哲学流派被接连引入翻译研究，导致西方翻译理论的大爆炸。这些理论被译介到国内学界，极大丰富了我国翻译研究的主题，拓展了翻译研究的空间。然而，西方理论话语的大量涌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本土知识话语患上了失语症。
中国哲学源远流长、流派众多，可以为哲学途径的翻译研究提供学术滋养。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内翻译学界被西方话语主导，言必称奈达、纽马克、勒菲弗尔、韦努蒂等西方翻译理论家，及其提出的动态对等、功能对等、语义翻译、交际翻译、操纵、改写、归化、异化、意识形态、译者主体性等概念术语。接踵而至的外来理论话语虽然打开了国内学界的视野，但也导致了一些不良后果，如有些研究仅仅停留于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盲目套用，满足于为其提供注脚或验证。与此同时，中国哲学、美学和文论的一整套思想体系和概念范畴，如文、质、道、气、言、象、意、名、实、形、神、意境、风骨等，被西方话语的巨大光环所遮蔽，造成一种隐身和失语状态。此外，比较、整合、交汇贯通中西翻译理论的工作也显得势单力薄。这一现象引发不少学者的担忧和反思（刘军平，2003：254）。
可喜的是，近来形势正在发生变化。在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日渐增强的大背景下，一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翻译理论话语先后被建构起来。其中有一些是具有深厚哲学根基，但并未贴上“某某理论”标签的思想体系，如许钧《翻译论》（2003/2014）所创建的学术话语体系；另一些是具有明确理论标签和学派意识的翻译理论体系，如许渊冲的优势竞赛论、谢天振的译介学、黄忠廉的变译理论、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还有近几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翻译推手论、译者行为批评、和合翻译学、文章翻译学、国家翻译实践、大易翻译学、翻译境界论、中庸翻译论、体认翻译学、知识翻译学等。这些理论话语大多具有深厚的哲学背景，而且十分重视中国本土哲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本土翻译理论话语的爆发与本土翻译实践的发展息息相关。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繁荣，语言服务市场和翻译专业教育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中国经验，亟需建构新的理论话语来解释、预测和指导。此外，数字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数字人文、区块链、元宇宙等蓬勃发展，为翻译研究提出了很多新问题，也提供了很多新手段，因此，在翻译认知过程、翻译技术伦理、翻译生态观、翻译正义论等领域，翻译哲学研究者都大有可为。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主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西翻译理论的关系。未来，不妨以特定人物、事件、视角或问题为中心，采取影响研究或平行研究的模式，或者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例如，就影响研究而言，可以先从韦努蒂、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刘禾等人开始，考察西方翻译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元素；也可以从影响较大的我国翻译家（如许渊冲、孙致礼等）和翻译理论体系入手，梳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翻译思想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索翻译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途径（覃江华，2021：85）。
（三）构建作为学科哲学的翻译哲学
随着翻译学与哲学的对话、交叉、融合的深入发展，必将产生一门新兴学科——翻译哲学。首先，翻译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发展的必然。正如《劳特利奇翻译与哲学手册》编者所言，从哲学这一母体学科当中，已经诞生了许多分支学科，如历史哲学、法哲学和科学哲学。因此，没有理由不产生翻译哲学。对于翻译哲学这一术语，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作为一种分析活动，哲学工具被用来讨论翻译问题。例如，道德哲学家的思想可以照亮翻译伦理的辩论”；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实质性活动，旨在形成一种整体概观。……不仅是翻译学者，实践中的译者也可以用哲学来审视甚至推动他们的翻译方式”（Rawling & Wilson，2018：2）。由此看来，翻译哲学为自身正名并非哲学研究的庸俗化。翻译哲学的产生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
其次，翻译研究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翻译哲学。在马尔姆凯尔（Kirsten Malmkjær）看来，翻译哲学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翻译是什么”有一个最基本的理解才令人安心。这种理解是不同途径的翻译研究的基础。它能将各种翻译理论及其构成性概念和描述性观念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如果要应对翻译学科所面临的诸多内外部挑战，就必须建立一门翻译哲学（Malmkjær，2010：204）。杨自俭指出，翻译哲学是关于翻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学问（任东升，2010：536）。它有助于我们理解翻译和翻译研究的本质、价值与历史，廓清与翻译和翻译研究相关的一系列疑惑。
最后，翻译哲学对于翻译学科建设至关重要。潘文国指出，每门学科都可以分成四个层面：学科哲学、学科理论、应用理论、应用实践。“这四个层面不是彼此孤立的，其间有相承的关系：应用理论是应用实践的基础，对实践有着指导作用；学科理论是应用理论的基础，对应用理论的形成有着指导作用；而学科哲学是学科理论发展的原动力，是学科理论保持生气勃勃的关键”（潘文国，2004：100）。翻译学科的四个层面包括：翻译哲学、翻译理论、翻译技巧、翻译实践。其中，作为学科哲学的翻译哲学是翻译理论建构的基础，也是翻译研究蓬勃发展的源头活水。这样一门翻译哲学不仅是翻译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不仅服务于翻译学科建设，而且能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总之，无论是从翻译出发研究哲学，还是从哲学出发研究翻译，最终都将有助于建立一门翻译哲学。这一艰巨任务需要哲学家、翻译家和翻译研究者齐心协力，共同完成。翻译哲学研究的天地十分宽广，未来一片光明。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清末民初翻译类报刊的知识生产及历史影响研究”（编号：2662022WGYJ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蔡新乐. 翻译哲学导论：赫尔德林的赞美诗<伊斯特>的阴阳之道观[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 黄振定. 翻译学的语言哲学基础[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3] 黄忠廉. 翻译哲学及其它——读“关于翻译的哲学思考”[J]. 外语研究，1998（1）：56-57.
[4] 柯文礼. 文学翻译与哲学[J]. 南开学报，1999（4）：76-81.
[5] 李河. 巴别塔的重建与解构——解释学视野中的翻译问题[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6] 刘军平. 从哲学的名实、言意之辨看中国翻译[J]. 人文论丛，2003年卷：254-266.
[7] 刘军平. 哲学与翻译研究[A]. 许钧、穆雷主编. 翻译学概论[C].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8] 刘军平. 通过翻译而思：翻译研究的哲学途径[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2）：64-67.
[9] 刘宓庆. 翻译与语言哲学（修订本）[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
[10] 潘文国. 语言哲学与哲学语言学[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96-102.
[11] 覃江华. 翻译工具论模式与解释学模式再审视——韦努蒂<反工具主义翻译论>介评[J]. 中国翻译，2021（2）：80-86.
[12] 覃江华. 翻译与现代知识话语建构——以谢无量的翻译活动为例[J]. 上海翻译，2022（3）：21-26.
[13] 覃江华. 翁贝托·艾柯翻译思想研究述评[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3（1）：104-112.
[14] 任东升. 学步集——杨自俭文存[M].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0.
[15] 王克非. 关于翻译的哲学思考[A]. 许钧主编. 翻译思考录[C].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16] 许钧、袁筱一. 当代法国翻译理论[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7] 许钧. 译学研究的哲学思考[A]. 许钧. 译事探索与译学思考[C].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18] 许钧. 翻译论（修订本）[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2014.
[19] 张举栋. 从语言哲学角度观照“翻译”——与刘宓庆教授谈“究竟何谓‘翻译’”[J]. 中国翻译，2021（5）：98-104.
[20] 邹振环. 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
[21] Benjamin, Andrew. Translation and the Nature of Philosophy: A New Theory of Word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89/2014.
[22] Berman, Antoine. Toward a Translation Criticism: John Donne[M]. MassardierKenney, Francoise (tr.).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3] Cassin, Barbara (ed.). Dictionary of Untranslatables: A Philosophical Lexicon[C]. Rendall, Steven et al.(tr.). Princeton &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24] Confuciu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M]. Ames, Roger T. & Henry Rosemont, Jr. (tr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8.
[25] Crisafulli, Edoardo. Nomen Est Omen: Eco’s 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A]. In Beardsworth, Sara G. & Randall E. Auxier (eds.). The Philosophy of Umberto Eco[C]. Chicago: Open Court, 2017.
[26] Derrida, Jacques. The Ear of the Other: Otobiography, Transference, Translation[M]. McDonald, Christie (ed.), Kamuf, Peggy (tr.).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8.
[27] Foran, Lisa. Introduction: What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Philosophy?[A]. In Foran, Lisa (ed.). Translation and Philosophy[C]. Bern: Peter Lang, 2012.
[28] Gadamer, Hans-Georg. Truth and Method[M]. Weinsheimer, Joel & Donald G. Mars (trs.).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29] Heidegger, Martin. Hölderlin’s Hymn “The Ister”[M]. McNeill, William & Julia Davis (trs.).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30] Malmkjær, Kirsten. The Nature, Place and Role of a 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 in Translation Studies[A]. In Fawcett, Antoinette, Karla L. Guadarrama García & Rebecca Hyde Parker (ed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Dialogue[C].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10.
[31] Marais, Kobu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A Complexity Theory Approach[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32] Pym, Anthony. Philosophy and Translation[A]. In Kuhiwczak, Piotr & Karin Littau (eds.). 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7.
[33] Quine, Willard V. O. Meaning and Translation[A]. In Brower, R. A. (ed.). On Translation[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34] Rawling, Piers & Philip Wilson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Philosophy[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35] Rée, Jonathan. The translation of philosophy[J]. New Literary History, 2001(2): 223-257.
[36] Tymoczko, Maria.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hilosophy[A]. In Rawling, Piers & Philip Wilson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Philosophy[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37] Wilson, Philip. Philosophy[A]. In Baker, Mona & Gabriela Saldanha (eds.).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3rd Edition)[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38] Wittgenstein, Ludwig.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M]. Anscombe, G. E. M. (t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作者简介
覃江华，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与国际传播、翻译哲学、翻译家研究。文献来源：原载《中国翻译》2023年第4期，第5-13页，推送已获作者授权，引用请以期刊版为准，转发请注明“浙大译学馆”以及文献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