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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翻译批评标准新认知
傅敬民
引用信息：傅敬民. 人工智能翻译批评标准新认知[J]. 上海翻译，2025，(05)：1-7.
作者简介
傅敬民，上海大学荣退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州西亚斯学院国际教育学部兼职教授，《上海翻译》主编，研究领域：社会翻译学、翻译批评、应用翻译研究等。
摘要
人工智能翻译的发展已成大势所趋，传统的翻译批评标准正在被人工智能翻译所动摇。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翻译，使得人们难以运用传统翻译理论及标准对翻译的准确性、适切性乃至精确性进行验证，冲击了翻译标准的普遍性和确定性，从而动摇了翻译批评赖以生存的翻译理论基础。人工智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溢出人类认知范畴，已然能够直接面对语言现实进行深度学习，甚至脱离人类已有的翻译成果去获取翻译之外的知识。人工智能翻译逐渐形成有别于传统翻译的新型翻译类别，消解了翻译的原文世界、接受世界的真实性，改变了人们对翻译逻辑和形态的传统认知。翻译批评若要继续保持它对翻译的介入性和引导性，就必然要从人工智能视角重新审视传统翻译批评标准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
人工智能；翻译批评；标准；变革
1. 引言
1.1 背景与问题提出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如何谈论翻译、翻译批评及其标准？这是摆在翻译研究学科面前的又一新议题。人工智能已然成为身处当下的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因为它“将改变我们作为理性生物的经验，并永久地改变我们与现实的关系”（Kissinger，Schmidt，Huttenlocher，2021：30）。就翻译而言，无论我们是否接受，人工智能都在重塑翻译领域的格局，引发全球各行各业颠覆性的变革，同时也改变了我们对翻译的认知。今日的翻译已然与传统的翻译有所不同。“AI高度智能化发展时代，翻译主体呈现动态的变化趋势，形成了人和机器共存的主体模式，翻译的概念和内涵随之发生变化，引起研究对象、内容发生整体性变化，需要学界根据AI时代的特点重新定义翻译。”（王华树，刘世界，2021：88）与此同时，诸多与翻译相关的现实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其中当然包括翻译研究、翻译批评与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的关系。这不是说翻译不再是翻译批评的对象，而是意味着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翻译，重新审视翻译批评与翻译的关系。
对翻译的批判性评估，大概与翻译本身一样古老。（Hewson，2011：3）此话并不严谨，只是从翻译实践而且是文本翻译的视角做出的“大概”判断。人类的翻译始自口译，而在现代话语中，翻译也并不囿于文本。宽泛而言，翻译批评历史悠久。而且，自现代翻译研究肇始以来，翻译批评就成为翻译研究中一个活跃且富有成效的领域，发挥着监督、引导翻译实践以及促进翻译理论发展的功能，以提高翻译质量、促进翻译事业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健康发展为目的。（杨晓荣，2005：21）翻译批评在发展中进步，在变化中创新。许钧（2016：440）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翻译活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迫切需要翻译批评界以敏锐的理论意识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切实改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批评失语与缺席状态。”他要求翻译批评“以介入的姿态，关注当下翻译面临的重要问题，正视翻译活动中的种种不良倾向，发挥翻译批评的警示作用与建构力量，同时，进一步加强翻译批评理论建设，树立翻译批评精神，发挥翻译批评的价值导向和发展导向”（同上）。对于人工智能时代的翻译批评，这些要求仍然不失其指导意义。
1.2 研究意义
然而，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时代，传统的翻译理论是否还具有同样的适用性？这是当下翻译批评不得不面对的新问题。翻译批评历来以一种俯瞰的视角介入翻译、引导翻译，基本遵循纽马克对翻译批评所下的定义，即“翻译批评是联结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键纽带”（Newmark，2001：184）。纽马克在此巧妙地将翻译理论置于翻译实践之前，突显了翻译批评的理论先导性。
翻译批评之所以有效并且得以作为翻译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在于其以科学的理论为基础及对翻译的实际指导意义。富有成效的翻译批评当然需要契合自身存在与发展的理论体系，“翻译批评的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立足于其理论体系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没有自主的理论体系作为依托的翻译批评是非理性的，不仅不能履行自身的使命，还将阻碍翻译及翻译理论的发展”（刘云虹，2008：12）。科学的翻译批评自然也以相应的标准为参照，“清醒严肃的学者始终坚持标准和评判不可分割的关系，……任何翻译评判必须依据一定的翻译标准才能进行，否则，评判就很难做到客观性和科学性，更不用说准确性和全面性了。任何没有标准的评判，甚至宣称连隐形的标准都不需要，那就只能是随意的、不严肃的、不够格的翻译批评了”（王宏印，2006：122）。因此，翻译批评需要理论、需要标准。
问题是，理论以其对问题的解释力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性为出发点。问题层出不穷，依时发展。任何理论都有其局限性，故而基于相应理论建构的任何标准，难免也有其局限性。传统认为应以相关理论为基础建构批评的标准（董秋斯，1950），而所谓的“相关理论”往往都是基于人工翻译发展形成并旨在解决人工翻译的相关问题，建基于这些相关理论的翻译批评标准，自然也是与人工翻译密切相关的。然而，人工智能翻译，无论是翻译方式还是所遵循的价值体系和翻译逻辑，都不同于人工翻译。由此，传统的翻译批评标准能否作为人工智能翻译批评的标准，必然形成具有张力的新问题。在此语境下，人工智能时代的翻译批评何去何从？是否还能继续发挥其介入性、引导性、监督性功能？人工智能翻译批评若要实现其诸种功能，相应的翻译批评标准如何确立？相关的理论如何建构？回应此类问题，必然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翻译批评健康发展难以回避的议题。
2. 人工智能时代的翻译实践
2.1 人机共存的主体模式
长期以来，就其实践层面而言（翻译批评并非囿于翻译实践批评），翻译都被视为译者基于翻译对象的符号体验与再现活动，原文、译者、译文构成翻译实践的基本要素。作为翻译对象，源语文本是真实存在的物理世界、观念世界、知识世界，而作为翻译的产品，也是真实的存在。目前，人工智能已然广泛地嵌入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各个环节，改变了符号与现实、原文与译文之间的传统对应关系。人工翻译中这种对应关系，尽管并非完全对称，却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相应的翻译批评，其前提必然是基于所存在的原文及相应符号。
2.2 数据驱动的拟真状态
然而，人工智能翻译，虽然可能保留传统的对应关系，却也存在缺失对应关系的风险，因为人工智能翻译完全有可能是一种虚拟的翻译，呈现为一种数据驱动的拟真状态，一种数据构建的、实体根源难以追究的虚构性翻译。不仅源语文本可能是人工智能生成的，而且翻译产品也可能是人工智能生成的，拥有创造性的译者主体缺席了整个翻译转换过程，具体表现为由技术创造、控制的无主体数据化、技术化信息生成活动。尽管译员可以译后编辑，也参与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研究，如机器学习翻译模型的开发、维护以及翻译质量评估，与相关领域的工程师和计算机科学家合作，改进现有的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系统，使其更适合特定领域或专业领域的翻译任务，但显而易见，翻译领域（无论是翻译实践领域还是翻译研究领域）尚未完全把握技术自身的运作逻辑，对于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运作机制也缺乏充分了解，因而难以真正地确定人工智能翻译的真实机理，悬置了翻译批评对人工智能翻译实践本质属性以及翻译标准的把握。
2.3 翻译准确性和精确性挑战
翻译实践层面译文再现原文信息的准确性和精确性，历来是翻译批评对翻译实践提出的核心诉求。人工智能也以追求更精确地提取事物特征为目的。毋庸置疑，人工智能的出现以及在翻译领域的应用，的确为翻译的精确性提供了更大的可能，促使翻译质量整体得以显著提升。然而，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翻译是以一种有别于人工翻译的方式进行的翻译。人工智能翻译系统，从设计到应用，包括应用过程中的输入与输出过程，都可预测、可追溯，因而可以通过程序步骤判断相关系统的可靠性（但可靠性并不代表准确性和精确性）。人工智能翻译系统的开发，主要通过将以往的翻译材料转化为更加精确的计算机语言来实现其翻译功能。然而，在预期的翻译功能和实际的目标实现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一致性。
2.4 人工智能翻译的局限性
目前的人工智能翻译实践存在以下事实：
1）人工智能具有深度学习的能力，但其底层逻辑则是在所投喂的显性知识中提取一般特征，情感、灵感、创造力、直觉等具有个体性和偶然性的默会性知识，深藏于人类个体的生命历程之中，难以被采取共性和必然性逻辑的人工智能所触及。况且，过往的翻译材料并非都具有准确性和精确性，意识形态的偏见、表达逻辑的模糊、真理幻觉等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进而导致人工智能翻译系统在转化和应用过程中本身就难以保证其准确性和精确性。
2）智能机器的神经网络具有多层级性，包含大量复杂的交互参数。目前，人们还很难解释其运作逻辑，因为智能机器遵循的是“硅基生物”的指数增长模式和进化逻辑，其模式和速度是人类智慧难以企及的，即使是开发者自己目前也无法解释ChatGPT、DeepSeek的生成逻辑，更遑论对翻译准确性和精确性进行有效验证。
3）人工智能具有深度学习与自我生成、自我优化能力，即所谓的“涌现能力”，可以获取人类思维能力以外的新事实，并且极有可能按照自身的智能逻辑和智能机理理解事物，进而制定符合自身智能逻辑的规则。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的架构空间有一部分处在人类思维能力所及空间之外，该空间本身难以用非人工智能的方式进行验证。
4）人工智能翻译通过输入大量文本数据集进行训练，学习源语和目的语的语言模式、规则和词语结构，聚焦于统计语词（词和短语）之间的概率关系。因此，人工智能语言并非人类语言的翻版，其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它不具有语法性，人工智能在识别和生成人类语言时并不从语法的角度进行解析，而是以数学统计取代自然语言逻辑，而对于翻译准确性和精确性来说，语法维度的考量具有重要意义。（程工，邢富坤，2018）尽管人工智能翻译目前尚未形成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无法自然建立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无法拥有独立的道德和法律人格，即还没有成为事实的主体，但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导致其主体地位日益彰显，干预人工翻译并弱化人作为译者的主体地位，人类的能力与人工智能能力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技术思维在众多维度取代了人的思维。表面上看，技术思维似乎比人的思维更加精确，但语言的精确并不完全依赖于语言符号之间的表层匹配，情感因素、价值因素、审美因素、灵感因素、主体创造性等都会对语言符号精确性的确定产生影响。
2.5 结论
基于以上事实的人工智能翻译实践，显然难以用传统的人工翻译准确性和精确性标准来加以评价，也改变了翻译批评中对翻译的认知。质而言之，对于人工智能翻译实践，我们显然很难继续沿袭人工翻译时代的翻译理论及翻译批评标准来展开科学有效的批评，但这并非意味着对传统翻译批评所作出贡献的摒弃，也非意味着传统翻译批评标准的完全失效，更非意味着翻译批评面对人工智能翻译将无能为力、无所作为。只要人类还存在不同的语言，只要人类还需要沟通交往，翻译就势必存在，翻译研究还将继续，翻译理论必将发展，翻译批评仍将发挥其相应的功能，服务于人类的人工智能翻译也必然是翻译批评的题中之义。
3. 人工智能时代的翻译批评理论与标准
3.1 传统翻译理论的挑战
尽管翻译研究领域对机器翻译以及翻译技术的关注并非始自今日，但大部分传统翻译理论以及翻译批评标准都基于人工翻译而构建，本质上属于人本主义、文本主义的翻译批评标准，这也是不争之事实，其底层逻辑在于将人工翻译同样视为理性行为，具有先天的理性认识属性。但人工智能翻译显然超越了人类的理性，具有技术思维的特征，遵循其自身制定且符合技术逻辑的规则。尽管人工翻译也具有非理性因素，但总体而言它是理性的；尽管翻译研究也关注人工翻译的非理性因素，但总体上仍是以翻译作为一种理性行为而建构的；尽管技术规则最初也是由人来制定的，但人工智能却通过深度学习具有了自身的制定规则能力，越来越多的智能机器正在自主开展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溢出了人的理性范畴，导致人们有时难以理解人工智能翻译的内部机制，从而形成人类理性逻辑与智能技术逻辑之间的尖锐矛盾。
鉴于人工翻译与人工智能翻译存在的各类差异，作为社会事实的翻译，本身就极其复杂。诸多传统翻译理论，包括语言学翻译理论、文化翻译理论、翻译主体性理论、翻译美学理论等，都难以满足人工智能翻译批评的需要，人工智能翻译所呈现出来的诸多问题也很难再沿袭传统的翻译理论予以解决。这就意味着传统翻译理论、翻译批评标准需要结合人工智能翻译的特点重新整合并建构。诚然，人工智能翻译还是翻译，也需要翻译批评。科学的翻译批评必然基于相应的理论来展开，而相应的理论又演化为相应的翻译批评标准。新的翻译现象、翻译问题呼唤与之相契合的翻译理论，翻译理论的变化必然导致翻译批评标准的变化。问题是：一方面，基于人工翻译所形成的理论本身就缺乏经典性、体系化，翻译研究领域总体呈现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另一方面，与人工智能翻译批评相适应的翻译理论尚未形成，而人工智能翻译批评对于相关理论的诉求依然强烈，由此形成的张力正是我们当下翻译批评构建翻译理论与标准时所面临的客观现实。
发展性是任何标准都具有的特征。标准的制定，必然是针对特定的对象、为了特定的目的或功能并且基于特定的理论。因而，尽管翻译中存在着普世性的法则，比如干预法则、明晰化法则、标准化法则等，但没有哪一种翻译批评标准具有绝对的普世性、普适性。标准不仅预设了某种理论，也预设了某种目的及功能。建构翻译批评标准，也需以翻译批评的目的与功能为基础。我们之所以开展翻译实践批评，就是为了实现翻译批评的实践功能，之所以建构翻译批评标准，则是为了实现翻译批评的特定功能，其中最为本质的功能就是提升翻译质量、繁荣翻译事业，而最为具体的功能则是追求翻译的准确性和精确性。人们对翻译标准、翻译批评标准的各种诉求，本身都旨在追求翻译的确定性和精确性。毕竟，尽管翻译总是差强人意，但人们对翻译一直抱有超高的理想与追求。尽管理想各异，但对于翻译准确性、精确性的追求，却一直存在于翻译批评话语体系之中。理想的标准与满足现实需要的标准，在二者之间总是存在着隔膜，翻译批评往往也游弋其间踌躇难决。经由翻译研究话语，翻译的准确性、精确性原则持续不断地得到强调和确立。对于翻译实践来说，不准确、不精确的翻译意味着翻译质量不合格、翻译行为不负责任。原文和译文之间追求准确性和精确性，而在原文与译文之间又永恒地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缝隙，其本身就是几千年来翻译所面临的悖论。人工智能翻译所具有的对准确性和精确性的期待，与客观存在的不准确性和不精确性之间的风险，更是为这一悖论增添了技术思维的无奈。人工智能翻译这一新型翻译形态的出现，使得人们认识到，在人的翻译逻辑之外还存在着超越人类思维逻辑的智能逻辑。这种认识必然导致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评价人工智能翻译？如何具体评价人工智能翻译的准确性和精确性？翻译批评如何在人工智能翻译中发挥其介入性功能？如何平衡人工翻译批评标准和人工智能翻译批评标准？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必然引发相关理论与标准的进一步思考。
作为社会事实的翻译，本身就极其复杂。“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社会关系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马克思，2012：340）围绕翻译所形成的复杂关系，自然构成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在现阶段智能社会的社会关系中，人工智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与其他社会关系之间的张力，成为当下最为显著的社会矛盾之一。基于智能革命，传统翻译实践、传统翻译教学、传统翻译研究、传统翻译理论、传统翻译批评都正在遭遇史无前例的变革。伴随着真实的翻译对象、真实的翻译过程、真实的翻译产品在人工智能翻译浪潮中的消解，翻译的主体性、历史性、社会性、文化性和创造性都随之遭遇前所未有的颠覆。在此背景下，翻译理论如果还要继续发挥其作为翻译批评前提以及翻译批评标准基础的功能，翻译批评还要继续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就不能不基于人工智能翻译进行自我反思和变革，从而适应人工智能翻译发展的理论与现实需求。
3.2 翻译标准和翻译批评标准的区别
尽管翻译批评的标准与翻译的标准并不一致，但就翻译实践的标准和翻译实践批评标准而言，其中必然存在内在的关联。翻译标准与翻译批评标准之间虽然有重叠之处，却并不完全等同，甚至可能相互冲突。对此，杨自俭（2008：9）曾经指出：对于翻译标准和翻译批评标准，“过去不少人都认为二者基本一致，没有多少区别。那是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批评，现在翻译批评的对象扩大了，标准自然增多了，当然二者的区别也就大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去研究，应该根据不同的批评对象研究不同的评价标准”。他进一步指出：“翻译标准是比较单一的文本评价标准，而翻译批评标准是包括翻译和翻译研究两个系统的、全方位的评价标准，其中包括翻译标准。两者都是价值系统在翻译批评中的具体应用和主客体价值关系的具体体现。”（同上）此处的“根据不同的批评对象研究不同的评价标准”，对于我们是很有启示的，但显然并未引起人工智能翻译时代翻译研究的足够重视。
具体而言，翻译标准与翻译批评标准的差异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1）应用的对象不同。翻译标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自觉或者不自觉遵循的依据，只针对译者有效，翻译批评虽然也会考虑译者所遵循的具体标准，但不会以其为依据，更不可能依据译者的翻译标准来进行翻译批评。翻译批评者的立场是超越译者立场的。（Hewson，2011：7）而翻译批评标准则是翻译批评者在翻译批评过程中应遵循的依据，它源自批评者的理论立场和批评目标，不仅于批评者有效，还会间接地影响译者的翻译心理与行为。2）功能不同。翻译标准影响或者约束着译者的翻译行为，但翻译批评者却要挖掘、提取并显化翻译中存在的这些标准，批评者本身并不会受到这些标准的影响或者约束，除非批评者本人意欲提供一个与被批评对象不同的译文。3）范围不同。翻译标准只适用于评价翻译质量本身，但是翻译批评显然不仅局限于对翻译质量的评价，它涉及与翻译有关的诸多方面。对翻译服务行业的批评，显然不同于对翻译教学或者翻译技术的批评，更不用说对于翻译批评自身的元批评。即使是针对翻译实践、翻译文本展开的翻译批评，其目标也未必只是为了评估其翻译质量。因此，我们不能完全基于翻译标准展开翻译批评，更不可能对所有的翻译批评对象采取同质化标准，而是要基于翻译批评的性质构建相应的标准。
3.3 构建新标准的必要性
尽管人们赋予人工智能技术对翻译及翻译批评准确性、精确性的期待，但是这种期待在人工智能翻译现实中往往与预期目标脱节，人工智能翻译的准确性和精确性规制所遵循的是技术逻辑标准，与传统的人工翻译标准存在隔膜，而且其本身的道德判断十分模糊。
因此，摆在人工智能时代翻译批评面前的貌似有三种方案：一是放弃人为的翻译批评，由人工智能接管翻译批评；二是无视人工智能翻译有别于人工翻译的客观事实，继续沿袭传统的翻译批评标准；三是正确认识人机协同发展的现实与潜势，积极主动地构建人机协同发展的翻译理论，以继承与发扬的姿态反思传统人工翻译批评理论与标准，构建契合人工智能翻译发展的新理论、新标准。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遵循人工智能的技术逻辑来制定相应的批评标准，并且基于技术标准展开翻译批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即使是人工智能翻译批评，也必然需要兼顾人的标准和技术的标准。脱离翻译的标准来制定翻译批评标准显然行不通，一味地囿于传统人工翻译的标准或者人工智能翻译的技术标准对人工智能翻译加以批评显然也不合时宜。
4. 对构建人工智能翻译批评标准的若干思考
4.1 坚持以人为本
鉴于人工智能自身的问题风险，放任人工智能自身进行翻译批评显然难以实现其相应功能，甚至可能进一步弱化人的批评主体性，引发“译者在翻译技术转向时代面临诸多身份丧失的风险”（王华树，刘世界，2021：87）。诚然，这并不是说未来不存在人工智能自身进行翻译批评的可能，就目前人工智能发展的状况来说，其未来发展究竟会怎样，的确难以预料，而且事实上目前的人工智能已然具有了一定的翻译批评能力。然而，如果我们主动地将翻译批评的责任与担当都交付给人工智能，且不说人的存在价值受到质疑，就人本应具有的反思能力也势必逐渐丧失，一旦智能系统出现问题就必然会陷入茫然失措的境地。更何况翻译批评的功能并不囿于评估翻译质量，它还有促进翻译教学、培养学生反思翻译能力以及促进翻译理论发展的功能。“当人类将主体权利委托给自动化功能，相信它优于他们自己的表现时，可能会出现问题。错位的信任导致具有多种有害后果的错误：人类忽略了对自动决策采取行动或做出反应，或者他们被动地遵循系统的指令，信任它而不是自己的判断。”（Perrotta，2023：190）
因此，构建人工智能翻译批评标准，我们不能轻言放弃以人为本的翻译批评理念。无论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都不能偏离其本质上服务于人的初心。人是万物的尺度，这种观点在当今智能时代仍然不失其应有的意义。即使人工智能自身的翻译批评能力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人类的批评能力，我们也必须坚守人作为翻译批评主体的地位，因为批评也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不能以弱化乃至牺牲人的价值为代价。翻译批评作为翻译研究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能是多维的，其中之一就是区分于他者的功能。我们不能因为要迎合技术发展的需要而弃绝其他功能，而是要遵循以人为主的目标，充分展现人在翻译批评中的主导地位，并且依据人作为翻译批评主体、人工智能翻译作为客体的立场开展相应的翻译理论及翻译批评标准的研究与构建。
4.2 积极拥抱技术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确人工智能翻译趋势的不可逆转性。先进的技术一旦得到开发和应用，其势不可阻挡，必然构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因此，翻译界应该和其他社会领域一样，充分认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内涵，由衷地欢迎人工智能翻译的每一项进步，积极地拥抱相关技术在翻译实践、翻译教学、翻译研究和批评中的有效应用，正确处理好人工翻译与智能翻译、人工翻译批评和智能翻译批评之间的关系，持续提升翻译领域整体的智能化水平，在构建翻译批评标准时充分吸纳人工智能的有效成分，积极构建适应人工智能翻译的翻译理论、翻译批评及其标准，规范、引导和促进人工智能翻译，将人工智能翻译与人工翻译之间的矛盾转化为强大的翻译理论、翻译批评发展动力，使翻译批评标准与人工智能翻译逻辑相适应。
4.3 面临的挑战
人工智能翻译无疑促进了翻译批评的发展，但也为翻译批评发展以及翻译批评标准的构建带来了许多亟待突破的瓶颈。
首先，就认识方面而言，当下的翻译批评对于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影响仍然认识不足，研究视角较为局限，缺乏从国家技术能力建设的高度进行系统性思考，缺乏对大语言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在翻译领域应用中产生的风险加以关注和深入研究。（李德凤 等，2025：18）在进行翻译批评时往往局限于传统的翻译理论及标准，惯性地应用传统的翻译理论和标准观照人工智能翻译，盲目争论人工智能翻译是否会超越甚至取代人工翻译之类的问题。事实上，未来的人工智能翻译必然超越人工翻译，却永远不可能取代人工翻译。因为人工翻译并不只是为了传递信息、服务于他者而存在，它本身就如创作一样，是创造知识、形塑身份、宣泄个性体验的方式，同时也是人类生存的一种方式。人工智能只是超越了人的翻译能力，或者取代了译者的部分劳动，但翻译作为一种现象、事件，却不可能被消灭，翻译研究、翻译教学、翻译批评都将存在。人工智能翻译为翻译研究、翻译批评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未来预期。因此，传统的翻译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并未失去其活力，在构建人工智能翻译批评标准时仍然会发挥其应有的理论功能。
其次，就理论建设方面而言，“翻译批评的反思性决定了它需要理论的在场，而翻译批评的力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批评者对理论的把握和运用”（蓝红军，2020：86）。人工智能翻译需要催生出契合其自身发展的理论，也需要构建契合人工智能翻译批评标准所需要的理论，“密切关注技术驱动下学科研究的概览和发展趋势，有助于为传统翻译学研究寻找突破口，走出理论研究焦虑”（王华树，刘世界，2021：90）。我们需要警惕两种对立趋势造成的不良后果：一方面，固守传统翻译批评的学者往往基于挑错式的批评模式对人工智能翻译所存在的问题横加指责，以片面的翻译批评标准观照人工智能翻译实践以及由此产生的事件、现象；另一方面，技术派则沉迷于人工智能翻译的技术逻辑，罔顾翻译的语言性、文化性、社会性、历史性、创造性等特征，忽视翻译批评中“大写的人”，以技术的标准替代翻译批评标准。毋庸置疑，基于传统人工翻译发展形成的翻译理论显然不能直接套用于人工智能翻译批评，更不能脱离人工智能现实来构建不切实际的人工智能翻译批评标准。诚然，完全基于人工智能的逻辑以及技术理论构建相应的标准也背离了翻译批评以人为主的本质属性，甚至将使翻译批评陷入技术桎梏。因此，传统的人工翻译理论、翻译批评标准不能在人工翻译批评中不加分析地弃绝，较为妥善的路径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扬弃，通过全面审视传统的翻译理论以及翻译批评标准在人工智能翻译批评中的适切性，有效地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并且基于人工智能翻译的特征建构契合人工智能翻译实际的翻译理论，进而基于相应的理论构建人工智能翻译批评标准。事实上，传统的语言翻译批评、文化翻译批评、社会翻译批评、生态翻译批评、功能翻译批评等相关理论在人工智能翻译时代仍然具有其理论活力，仍将在构建人工智能翻译批评标准中发挥其理论作用。
再次，就系统化机制而言。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能技术构建人工智能翻译批评势在必行。而且，在人工智能翻译领域，依托人工智能构建的自主学习能力、实时分析能力、预测能力、联动工作能力，当下的人工智能翻译工具，如ChatGPT、DeepSeek等，本身就可在人工提示下，对自身或他人的翻译结果进行修正和完善，具有批阅和矫正功能。机器翻译质量的自动评估系统和软件工具，如BLEU，METEOR，NIST等，基于人工智能译文与参考译文之间的相似度对其进行评分，这无疑为确立系统化的翻译批评机制及标准体系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不过，当下的各种人工智能翻译质量评估软件，仍要依赖于人工提供的“标准”参考译文。而且，它们往往各自为政，遵循个性化标准，从而为目前尚未体系化的翻译批评造成更大困惑。人工智能翻译批评涉及学科交叉领域，因此亟待建立相应的系统化联动机制和动态化框架体系。翻译批评不仅可以通过观察来展开，也可以依据科学有效的数据、证据来进行。当下的人工智能软件和操作平台并非协同化的发展模式，而是呈现为相互割据的状态，ChatGPT、DeepSeek等技术相互竞争、互不兼容，各种技术平台之间的透明度、协同性都不高，也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技术分享的公平性。因此，在采集相关数据时，应尽可能关注其过程的全面性和覆盖面，加强主观能动性并保持高度的警惕性，避免对偏见数据的盲目依赖，尽可能利用多样化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避免翻译批评的同质化和重复性，减少虚拟数据的结构性偏见，提升翻译批评标准的普适性和可操作性。
5. 结语
5.1 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翻译批评究其本质是一种对象化活动，其自身价值在于促使批评对象的意义得以最大程度的彰显，对象域的选择与确立因而成为翻译批评研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胡陈尧，许钧，2021：10）人工智能与翻译的关系，构成当下翻译批评不可忽视的对象。翻译批评基于翻译的定义，即基于什么是翻译。对人工智能翻译的界定显然不同于人工翻译的定义。现有的翻译批评多囿于传统人工翻译标准，人工智能翻译的理论以及翻译批评标准有待形成。人工智能翻译的迅猛发展，对传统的翻译批评范式形成剧烈冲击，基于传统人工翻译建构的翻译批评标准日益突显其局限性，因此我们“要积极正视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危机与机遇，突破传统的研究范畴，进一步加强翻译的应用研究，不断开拓人工智能应用翻译研究领域，彰显翻译以及翻译研究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突出贡献”（傅敬民，2025：87）。
5.2 翻译批评标准的变化
在人工智能翻译中，传统的翻译批评标准，如信达雅、神似、化境、等值、原文中心论、读者反应论、翻译伦理、翻译规范等都面临理论与现实拷问，技术能力、技术伦理、翻译安全等问题都将成为构建新型翻译批评标准的有效参数。
翻译批评要继续在人工智能时代发挥其目标达成、整合适应及区分自律的功能，就必须正视技术赋能的人工智能翻译实践、翻译研究、翻译批评现实，密切关注人工智能翻译所带来的问题，辩证处理人工翻译批评标准与人工智能翻译批评标准的关系。一方面积极主动地基于传统翻译批评标准审视其理论基础，理论的滞后必然导致翻译批评标准的滞后，翻译批评标准的滞后必然影响翻译实践的健康发展，但这并非意味着对传统的完全摒弃，“一种新理论可能并不与任何旧理论相冲突，它可能只探讨以前未知的现象”（库恩，2012：81）。而且，“任何原则都有例外，……但不能因此而漠视它的主导性和有效性”（方梦之，2025：8），翻译批评标准也不例外。另一方面，基于人工智能翻译现实构建有效的翻译理论，进而构建契合人机协同发展的翻译批评标准体系。毋庸置疑，“界定正当问题、概念和解释的标准一旦发生变化，整个学科都会随之转变”（库恩，2012：91）。人工智能翻译时代人们对于翻译的认知变化，引发翻译批评相关因素的变化，翻译批评标准的变化只是其中之一。
5.3 未来可进行的研究方向
限于篇幅，本文所论主要针对文本翻译实践批评的标准以及构建标准的翻译理论提出新认知，并且提出了若干不成熟的思考，但并未触及人工智能翻译标准的具体建构，至于翻译批评其他范畴，比如翻译教学批评、翻译政策批评、翻译行业批评等领域的相关标准，以及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构建相应的人工智能翻译批评标准，读者可以做进一步思考并付诸行动。